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个人上瘾的状况，包括酒精、尼古丁、咖啡因、糖和海洛因等，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型系统中也存在上瘾症状，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一些企业或行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农民种地对肥料的依赖，西方国家经济体系对廉价石油的依赖，或者军火制造商对政府合同的依赖等。
这一陷阱有很多名称，包括上瘾、依赖性、将负担转嫁给干预者等。该系统的结构包括一个存量以及相关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同时，这一存量由一个参与者进行调节。该参与者有一个预设的目标，通过将其感知到的该存量的实际状态与预设目标相对照，决定要采取的行动。这本质上是一个调节回路，要么改变流入量，要么调节流出量。
假如你经营着一家业绩不佳的公司，要想改变公司的经营状况，费时费力而且实属不易；但是，你有办法获得政府的补贴，这样你就可以使公司运营下去，并维持自己体面的社会地位。或者，你是一位农夫，想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土地很贫瘠，而要想改善土壤的品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你可以大量施化肥，使庄稼长得更壮，当季的收成会不错。你会怎么办？
显然，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些简便、容易、可以快速见效的干预措施。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你通过类似的干预措施创造的系统状态不会持久：幻象终会消失，你的生活环境依然严酷；政府补贴也会用完，你的公司依旧没有市场竞争力；化肥会被作物吸收或耗损，而土地依然贫瘠（甚至更加贫瘠）。
我们周围类似上瘾、依赖性或转嫁负担的范例还包括：
以前，小孩子们都能进行心算或借助纸和笔进行计算，但随着计算器的普及，孩子们的计算能力大大下降。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发展，基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主动保健意识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而是把这种责任转嫁给医生和药物。
将负担转嫁给干预者有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有时候，人们也会有意而为之，因为会提高系统保持在期望状态的能力。通过接种天花疫苗，可以完全实现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造成天花病毒的感染和流行。因此，有些系统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干预者。
但是，干预也可能变成一个系统陷阱。如果系统内部的自我修正反馈机制不足以维持系统的状态，此时，一个善意的、有能力的外部人员，看到系统中的纠结，挺身而出，承担了部分工作量。很快地，他就能帮助系统恢复到大家都希望的状态。
紧接着，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干预者只是承担了部分工作，而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问题的产生根源。于是，当干预者再次采用类似方案去掩饰问题时，期望的系统表象再次出现了，但这只是一个假象。在表象之下，问题的根源仍未被触及。这使得干预者需要更多地应用最初“介入”的方案。
一旦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萎缩了，就需要更多的外部干预措施，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这进一步削弱了系统自身的能力，如此循环……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跌入陷阱？
首先，干预者可能无法预见最初看起来迫切需要的少量介入措施将启动一连串连锁反应，使自己越陷越深。
其次，善意提供帮助的个人或团队（干预者）可能未想到长期失控的可能性，以及系统能力将随着将负担转嫁给强有力的干预者而日益弱化。
在解决问题时，也容易产生“上瘾”的状况。这通常指的是针对问题的症状，寻找一个快速见效但不太彻底的解决方案，这妨碍或转移、推迟了人们花费更大的精力、采取更长期的措施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具有上瘾性的政策是阴险的，因为它们很好“兜售”，也很简单，容易让人上当。
打破上瘾结构是痛苦的。这可能是戒除海洛因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也可能是因减少石油消费导致物价上涨所引发的经济上的阵痛，或者昆虫侵害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天然捕食者数量的恢复。戒除意味着拒绝采用那些快速见效但有明显副作用的措施，从根本上面对系统的真实状态（通常是逐渐恶化的），并采取那些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戒除可以逐步完成，首先采用一种非上瘾性政策，以最小的扰动使系统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原有的自我调适能力。
要想防止陷入上瘾的状态，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干预，即增强系统自身应对负担的能力。“帮助系统改进自身”这一观点，可能比接管并运作系统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秘诀在于，不要以英雄式的接管开始，而是从提出一系列问题开始。这些问题包括：
为什么自然的纠正机制不奏效呢？
如何移除影响成功的各种障碍？
如何让推动成功的各种机制更为有效？
戒除上瘾，回到非上瘾的状态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更理想的状况是：提前预防，防止上瘾。
应对这一陷阱最好的办法是提前预防，防止跌入陷阱。一定要意识到只是缓解症状或掩饰信号的政策或做法，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此，要将关注点从短期的救济转移到长期的结构性重建上来。
摘取自 邱昭良博士翻译的德内拉·梅多斯的《系统之美》，也是第二遍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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