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无论在文献还是口头上，都流传着一种所谓“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说法。除后面的汝、官、哥、定四窑瓷器至今尚有实物，将在下面宋瓷一章里详加论述外，关于柴窑的问题，由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需要在这里做一专题略加说明。
早在明初洪武时期，曹昭(明伸）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内就曾提到：“柴窑，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张应文在《清秘藏·论窑器》一书中对此曾加以补充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此必亲见，故论文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又曹明仲云：‘柴窑足多黄土’，未知然否?”明谢肇涮在他的《五杂俎》卷一二里面也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上面所引的明人记载，都是根据传闻或世传而笔录下来的。有人虽见过个别残片，却无十分把握肯定就是柴窑。这些美丽的辞藻，至今仍被人们传为北方青瓷的典型和鉴赏标准。记得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内也记载过一段关于柴窑的传说。他竟然进一步加以神秘化，认为可以防身避害（原文大意是说身带柴窑一片可以防御火枪的射击），可见过去人们以讹传讹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了。
后来对于柴窑的说法，也多是根据一些文献或推想而对于它的具体窑址提出的不同论断：
其一，有人根据《格古要论》认为，柴窑的窑址就在郑州（但是郑州至今尚无唐、五代窑址发现。却在二里岗发现过商代青釉器物，按理说以后当有烧造条件和历史传统，姑且存疑）。
其二，有人说“郑州”为“禹州”一字之误，认为柴窑与钧窑容易混淆不清，并且引用了清人的两本笔记为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余昔见何梦华丈，为芸台宫保办贡，得柴窑一片，镶作墨床，色亦葱倩可爱，而光彩殊晦，或尚是钧窑混真?”又称“渔洋山人曾见一贵人畜一柴窑碗，其色正碧，流光四溢，真雨过天青色也”。清张金鉴《礼塔龛考古偶编》：“今之所谓元钧窑，其质、色、声、光与此窑相似，但差厚或系民间仿造之器，非世宗御窑？”这两段记载说明清人也对他们所看到的柴窑表示怀疑。但是有人假设钧窑也好，汝窑也好，虽然釉色天青，都因胎体厚重，质亦粗松，不能达到“薄如纸、声如磬”的标准。所以认为此说法不足为据。有人认为《余姚县志》引《谈荟》中的一段话说：“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十国春秋》里面也曾记录过，钱俶曾于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两次贡周的事例，因而认为当时柴世宗很可能命钱氏烧造所谓“雨过天青”的瓷器。但是“秘色”与“天青”究竟是两回事。况且南北青瓷在色调上毕竟有别，所以值得怀疑。就连博引众说的黄矞《瓷史》也提出疑问说：“既谓之薄如纸，声如馨，则其品尚不在越窑下也，乃宋元诗人多未咏及何哉？”更可笑的是有些作伪的仿品，居然在器物底足加印“显德年制”的篆书图章方款，一望而知是受明清官窑款式的局限。却是有人怀疑在那干戈扰攘、戎马倥偬之际，在短短的六年内，是否还能顾及烧造那样高标准的精美瓷器？这是值得深思的。
根据一部分人（包括著者）的意见，柴窑器很可能是指那种在当时已经萌芽，到宋代大量出现的影青瓷器。综观历代所有名窑瓷器，也只有影青堪当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标准称誉（这一点在宋代部分还要详加论述)。而且若干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发现的名窑、名瓷不计其数，始终未见柴窑真品出土。尽管近来曾见某窑发现柴窑之说与出土残器，然而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难免有捕风捉影言过其实之憾。可以说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了，难怪过去中外学者多提出怀疑的意见。
（对于柴窑的怀疑，在国外文献中也是有过的。例如日本大谷光瑞所著的《支那古陶瓷》内论柴窑，认为乃是明代文人雅客的伪证，实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关于柴窑的记载皆是明以后所写；窑名用皇帝姓的绝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焉能顾及烧窑；如有传说中的柴窑存在，则定窑不会成为御器，而势必让位给柴窑了；所谓柴窑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大谷光瑞曾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来中国西域考古，对古陶瓷有一定研究。他的这种见解对后来某些论点是有参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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