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是鲁迅早期的重要作品，写于1903年留学日本时期。当时通讯不发达，互赠照片成为好友和情人之间的日常。通常来说，照片上还要有题字，这个传统可能来自赠字画。比如萨镇冰留学英国学海军的时候，就给当地的妇女送过照片。比较著名的例子大概是张爱玲给胡兰成的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已成为文艺女青女必须诵读的句子。

相比较而言，这类题字的目的因往往是用来寄托思念，所以会温情一些。但从来不走寻常路的鲁迅，即使在22岁的年纪，也很反常（相对于其他照片题字）地写下这首慷慨激越的爱国诗歌。这首写“自己”的诗，在表达自己甘愿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的同时，也很明显地表达出青年鲁迅对国内民众一潭死水的些许失望。——牛人就是牛人，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然跟他人不同了。

鲁迅的少年至时期，正处于清朝统治的末期。国家内外交困，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成为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虽然并没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但19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家大事无疑对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刺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不但使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的势力范围，更是对知识分子产生极大冲击。因为，在“天朝”看来一直是蕞尔小国的日本，竟然也崛起了！鲁迅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体会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灾难，自然想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他对保守的封建氛围已完全绝望，产生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的强烈愿望。

17岁时，跟家族因分房闹掰的鲁迅跑到了南京，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那时候，学海军是非常洋派的事情。本文开头提到的萨镇冰也是去学海军，不过他显然比鲁迅幸运多了。当然，他的幸运还不仅如此，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检索。在南京辗转三年多的鲁迅，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并且接触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1902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到日本留学。

鲁迅在日本的第一站是东京，他在那里足足带了两年来学习日文。彼时的东京，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中心，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面组织革命团体，一面举行演讲会，办杂志，出书报，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东京的留学生中革命空气十分活跃。青年鲁迅深受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一到东京， “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且介亭杂文末编》）年轻时的鲁迅非常激进，到东京不久，在弘文学院的中国留日学生江南班中，他就第一个剪去辫子。按照当时潮流，剪辫子后自然是要留影的。好比今天很多姑娘在做完头发后都要发自拍。鲁迅在自己的断发照片后面，题写了这首《自题小像》，赠送给好友许寿裳。这首诗原来纯是题诗，并无题目。现在的题目是许寿裳后来在追忆鲁迅的文章中引用时候加入。许寿裳这个人也很值得了解，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检索。

许寿裳（后左）与鲁迅（后右），摄于东京

作品分析

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是说年轻一代救国救民的任务责无旁贷。“灵台”是督脉大穴，位于脊柱上，肩胛骨正中。古人不知道心脏偏左，以为心在正中，所以盔甲的护心镜也在正中。灵台则是背部与护心镜相对的位置，被古人认为是心灵的居所。灵台因之指代心灵。“神矢”是丘比特的爱情之箭。鲁迅在这里用古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用箭射中男女双方的心，两人就会相爱的故事，形象地抒发了自已爱国爱民，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真挚感情。爱国之情常常跟男女之情互借，特别是在诗歌中，例子非常多，在这里就不列举了。

“风雨如磐闇故园”一句非常浅白。现在附庸风雅的半吊子诗人写诗，很喜欢直接拿成语或者四字俗语入诗，这句如果让他们来写，恐怕“风雨如磐”要写成“风雨如晦”。其实“磐”在这里除了规避常用成语之外，平仄上也与首句“计”相对，十分工整。另外，“风雨如晦”显然也不如“风雨如磐”来的压抑，很显然，后者有种泰山压顶的紧迫感。彼时大清江山已在边疆割让出大约200万平方公里，在沿海则开放了几十个通商口岸，内陆则被各国列强瓜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慈禧老太更是通过电报给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最高指示。身在日本的鲁迅，刚从如泥淖的中国去往国力蒸蒸日上的日本，两相对比，恐怕“风雨如磐”都不足以形容他内心的压抑。泰山压顶之下，“闇故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远隔重洋的鲁迅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命运的深切焦虑和关怀在这首两句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寄意寒星”应是从宋玉《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化用而来。宋玉原句以流星比贤人，鲁迅改为寒星。“寒星”顾名思义，是最冷的时候看到的星星，就是启明星。鲁迅将情感寄托到启明星身上，当然比“流星”具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除了以星月寄情之外，更有一种美好的期盼或说对自己的鞭策渗透其间。然而，“荃不察”却来了个急转弯。这三字直接引用自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荃，香草名，古时比喻国君，所以“曾国荃”“汪明荃”都是很厉害的名字。在这里“荃”指代的是祖国人民。“不察”，就是没发现，不理解。满清自入关以来一直施行封闭的愚民政策，两百多年沉淀下来的一套社会管理经验在精神上给人民套上了枷锁。虽然有广大仁人志士的呼唤，然而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是愚昧的，甚至是不可救药的。鲁迅“铁屋子”对愚昧民众的形容恰如其分，而对青年的一贯关心，则可认为是从反面对旧时代民众的放弃。年仅22岁的鲁迅是否最终完成对国民性的思考乃至批判，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从这句诗中，我们至少能读出鲁迅对人民的期望值已经放得很低很低，最终也没开出花来。

最后一句是全诗最有名的一句，也是激励了无数青年的时代口号。革命必然要流血，流出的血正是对黄帝的献祭。末句与上句“荃不察”又形成一个转折——世间没人明白我，我也依然满腔抱负。在写这首小诗之前，鲁迅于《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一文，歌颂斯巴达人以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以古喻今以外喻中地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年轻的男人，自然不缺血性。就在鲁迅写下这首诗的同年，老革命陈天华也来到日本，写下青年畅销书《猛回头》和《警世钟》。两年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他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蹈海殉国，以死明志。用热血“荐轩辕”的，不止鲁迅。

1931年2月，鲁迅五十一岁时，又重新书写这首青年时代的作品。二十多年过去，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似乎越发复杂。当时身为青年一代精神导师的鲁迅已是左联盟主，他想用此诗来激励年轻人不怕牺牲做点事情出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没有让鲁迅失望。

今天的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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