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杰出的世界文学名著,在各种版本中,笔者阅读的是我国著名译作家郑可鲁上下册1334页的译本。《悲惨世界》问世于1862年,它记录了人类历史前进的脚印,突出了贫富悬殊矛盾的主题,鲜明地批判社会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正。“以史为证”,它是观察社会明与暗、分析人性美与丑的窗口。
小说主人公让·瓦尔让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工人,他却失业了,为了帮助姐姐养活7个可伶的孩子,他不得已打破橱窗偷块面包,结果被判处5年苦役。由于4次逃跑,又被加重处罚,他在监狱度过了19年。出狱后,社会容纳不下“窃贼”的身份,正当他无路可走时,米里埃尔主教款待了他,但是,他反而偷了主教的银器。被巡警抓住扭送到主教面前,不料主教说银器是送给他的,“你还忘了这个烛台。”(这个场面震撼了对三观的认知。)他盗窃了银器,主教不惩罚反而送他烛台。他一直保留那两个烛台,临终时,他看着烛台默默地询问天上的人,对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满意?这些场面,拧开了笔者对某一认知世界的开关。
让·瓦尔让深受主教的感化,立志今后多做善事。命运给他了机会,他改名为马德兰,办起了企业,并在滨海蒙特勒伊城兴办慈善福利事业,促进了小城的繁荣,被选为该城的市长。他出门口袋装满了钱,回来时却口袋空空,钱都散发给了穷人,他以言行实践了多做善事。可是,社会不能容忍曾经是罪犯改变身份又跻入高等阶层,警长沙威认出了他苦役犯的身份。他为了解救长得像他而蒙受冤屈的流浪汉,他挺身而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场面再次震撼了认知的三观。)让·瓦尔让面临两难:是去救一个人?还是去救一群人?这一个人是流浪汉,与自己有直接关系;那一群人是工人也是贫穷人,与自己有间接关系。救前者,心灵得到安宁,但自己就会被逮捕入狱,后果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心灵得不到安宁。所以,道德的天平始终在这位文学巨匠心中纠结。
让·瓦尔让再次遭到了沙威的追捕,市长马德兰身份变成苦役犯让·瓦尔让的身份,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收留了死于贫困和受迫害女工芳汀的女儿柯赛特,带她隐居在巴黎。他一方面逃避沙威的追捕,另一方面,不忘初心,坚持行善。柯赛特长成了大姑娘,她与马利于斯相爱了。当马利于斯参加巴黎起义失败身负重伤后,让·瓦尔让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下水道在救出了他。在同沙威的遭遇中,让·瓦尔让是个苦役犯,就是这个身份却多年行善,做舍己救人的事。沙威的精神支柱崩溃了,他最终投河自杀。(这个场面又一次震撼了三观的认知。)不能用好坏来评价沙威。由于职业原因,沙威心目中只有两种人:保卫者与破坏者,他维护秩序,恪尽职守。当他的“三观”被颠覆了,也就是他的忏悔日,他跨不过这道坎,只有自杀谢罪。
《悲惨世界》之所以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以社会底层为对象,描绘了一副悲惨世界的图景。作家在序言中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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