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

一、前言

“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审视的目光就会变得逢迎和曲奇。成功了的，便大唱颂词；失败了的，就大加鞭笞。所以最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有结束的那个时刻，因为结束了，就走进了历史，变成了后来那些学者、专家、学生反复咀嚼的、一页页用于求生的纸。”

玛西娅·克拉克（Marcia Clark）是1994年辛普森案的主检察官。其实在辛普森案件庭审的时候，她同时有两场诉讼。一场是影响了美国法律以及舆论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案，另一场是她的老公对她提起的离婚诉讼。1995年的时候，两场案件都尘埃落定。辛普森被判无罪，玛西娅也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冷静的分析、骄傲的斥责，都抵不住长时间全力以赴的状态被“无罪”判决爆胎。玛西娅辞去了工作，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洛杉矶郊区，每天省吃俭用、发愁如何养大两个孩子。后来有出版社找到她——终于有了一份写作的工作。

初读这本回忆录，充满了距离感。我不明白，为什么玛西娅要用这么紧凑的语言、这么坦诚的表述、甚至爆粗口，将自己的一腔抱怨都倾诉出来——这个法官不好，那个陪审团是有问题的，对方律师不道德——听到连续的批评，只能够让我对发出批评的这个人感觉到距离感；因为怎么可能天底下都是与你作对的人呢？你自己一定也是有问题的。

念完一周后，回想这本回忆录。有时候晚上睡觉前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想一想自己会不会像她那样，做一些被别人批评的决定。尤其是工作遇到一些不顺利时候还要佯装欢笑，自己整理，才觉得有的时候自己最好还是沮丧一点，低落一点，才能够感受到自己高冷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别人的痛处。因为高冷的人们总是被美好屏蔽，忘记了求生有多么重要，忘记了生命中的就连一场壮丽的溃败，都要付出喋血的努力一样。就好像玛西娅一样。

二、初读

读者和作者就好像是秋千的两级。彼此跌宕、不能够失去谁。读者重了，作者就轻了；反之亦然。初读文章的时候，自己总是重的，将那一头的作者固定在高高的远方，产生共情就变成了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我第一遍读玛西娅，就是这种感觉。有好多处，有好多情节，都想要划出来，因为觉得幼稚。

第一，她说自己非常想要成为主检察官。当领导给这个案子又分配了一个男性检察官，说，你们两个是共同检察官，而不是谁领导谁。玛西娅说自己很不解——领导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吗？所以女性就没有办法主导一个案子吗？后来这个新的男检察官对她说，我明白队伍里面的现在的状况，你还是主检察官。所以后来整个案子的走向，也是玛西娅来领导整个队伍；所有关键的动议（motion），都是需要她来签字提交。我想要问，做一个主检察官就那么重要吗？

第二，她说，辩方梦之队的律师们都是轮流做证人的质询的，这一点非常合理，因为他们不会因此而过度劳累。可是在检方，她要连续做二十几个证人的质询。玛西娅的分工方式并不是按照证人来分；她是按照证据而分。她说自己的强项在于物理证据，而把其中血手套的证据分给了副检察官。这就导致了，多个相关证据以及引入证据的证人连接在一起，她一个人需要大强度工作来准备这些证人的质询，昏天倒地地工作。我想要问，你为什么不分呢？

第三，她给她的队友、黑人检察官克里斯（Chris）分了一个警察马克·福尔曼（Mark Fuhrman）的质询和血手套的证据，而这一个证人一个证据成为了检方的梦魇。在分工的时候，他们还并不知道福尔曼有“那么严重”的种族问题。之后对于福尔曼的准备当中，克里斯根本不相信福尔曼十年之内从来没有说过“nigger”这词，以至于在玛西娅面前崩溃坦白，说自己不想要质询他。结果就出现了玛西娅临危受难去质询福尔曼的一幕。我想问：福尔曼有种族主义的前科的证据早就出现在你的案头，他也主动找你提及过，为什么你不早一点调查他？

第四，当法院分配日裔法官伊藤作为主审法官时候，玛西娅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后来在庭审当中，她对于伊藤法官的时候基本上是全程负面评价。念完她的书，伊藤法官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懂法、和被告梦之队过分亲近的法官。后来伊藤法官退休归隐田野，根本不像案子其他人一样一本一本地出书，来为自己辩解。玛西娅和法官这样不太良好的互动，处处可见。比如她描述了自己对辩方律师做人身攻击。伊藤法官处罚她，她第一反应是，对方律师也这样了，为什么你就不判他！我想问：你不知道法官是不可以招惹的吗？

第五，玛西娅非常直接地表示她不喜欢陪审团。最后的陪审团当中，最高学历是一个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六十多岁的白人女性，大部分成员都是黑人。玛西娅一边说自己相信黑人的判断，另一方面又说“这个陪审团”早有偏见，其中有黑人女性陪审团甚至对她出言不逊。其实她在选择陪审团程序之前，曾经和一个陪审员选择的咨询公司工作，被告知：“‘黑人女性’是案子当中非常危险的一类陪审员，所以要尽量排除她们。”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第六，玛西娅在书里面反驳了很多外界后来的质疑。比如，有学者质疑，你们为什么不在圣·莫妮卡法院来起诉，而一定要在洛杉矶的市中心起诉呢？这就导致了，你们的陪审员大部分就只能是黑人。玛西娅用非常绝对的语言反驳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那时候面临的选择。选择市中心，是法院的政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玛西娅都一一反驳。我想问：你为什么不谦虚一点，听听别人的反驳意见呢？

三、回念

再回想她的这本书，自己的不同意并没有变成同意。可是，不同意变成了理解的不同意。读者的跷跷板，也慢慢走到了中心，靠近了一点作者；而作者，也慢慢降落下来一点。其实案件里面所有的战略性选择，都暗含“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逻辑；只是优劣如何计算，众人见解不同罢了。

之所以同情，也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办法把事情和做事情的人分开。一个女人有时候显得独断专行，大概也是因为，除了自己强大就没有别的任何方法能够有意义地生存下去。玛西娅回忆自己17岁的时候去以色列，被当地的一个男子欺骗以至于强暴；她回忆自己第一段婚姻当中的冷暴力；她回忆自己第二段婚姻当中的彼此伤害。就连审判辛普森案件过程中，她度蜜月时候在裸体沙滩上裸露上身的照片，也被曝光给了全国人民。大家对于女检察官的私生活，显著地高于了庭上的所有其他男律师们。大概是如此这般的经历，让她才会选择这种活着的方式。

一个女生可以在很早的时候让自己沉迷在一段放荡不羁并且偏暴力的感情，其实是一件不那么罕见的事情；一个女生可以在后来勇敢地挣脱已经熟悉甚至已经成为惯性的生活，更是一份伟大的勇气。一个这样的女律师做案件的时候，看到案件的受害人长时间受到丈夫的毒打和迫害，在银行的保险柜留下了日记记录自己的恐惧，大概不可能不被勾起，自己的各种记忆。有些不行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她不这样努力地挣脱，也许就会落得辛普森妻子的下场。辛普森妻子部分因为经济不独立，屡次也没有办法要去考虑和他复合。玛西娅一开始非常抗拒发展家庭暴力这个理论来建立辛普森有杀人动机，读起来就好像是一种对于过去的抗拒。我们女性，大概没有办法像男人一样，分开事情和自己。拼了命地想要求得所谓冷酷一些的“男性”的工作方式，大概是玛西娅给我最大的印象。可是没有人能够欺骗自己去做到，不是自己的那些特性。玛西娅的尝试，好像更多是一种警醒，因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内心所欲和本真，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改了，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四不像。所以我才最爱那个与辛普森死去前妻对话的玛西娅，我觉得那才是她自己本身；若她一开始就那样生活，该有多么好。

四、我们都一样

人们很难认识到，“我们都一样”这件事情。大概我们都花太长时间让自己变成学习最好的那个人、打扮最漂亮的那个人、以及一样要坚持爬到最高点的那个人。其实人生就好像爬山，如果客观情况不允许，那就下来好了；到下面人多的地方，就不怕了。和很多人有共鸣，其实是一种卓越的求生方式。

第一，自我谴责。庭审失败之后，玛西娅说，她愧对受害者家属，愧对自己的团队，愧对国家。大学的女性主义课程当中反复提醒学生，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责怪自己。就算是玛西娅，也不能挣脱。以辛普森案来说，这个复杂的案子当中有很多偶然变量——如果陪审团不是黑人为主？如果庭审不是全程电视播放？如果媒体没有天天在后面查小道消息？如果法官不是伊藤？其实作为一个检察官，能够左右的东西只有那么一些，为何要为一个系统背负罪责呢？

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第一反应也是去道歉啊。可是为什么女生不去责备他人、责备系统呢？如果男律师输了案子，他会说，“法官是个笨蛋。” 可是女律师输了案子，她说，我愧对受害者家属。如果男政治家做错了决定，他会说，自己的下属瞒情不报，媒体扭曲事实。如果女政治家做错了决定，她就要面对潮水一般的能力质疑和被迫道歉。如果男明星出轨了，他会说，“我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女明星甚至都不用出轨，只需要拍了几张床照，就要出来道歉，说自己“又傻又天真”，对不起大家。女生应该要认识到，不是我的错，至少不完全是我的错。别人是可以责怪的，社会是可以责怪的。我们不可以总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象这个社会会说“果然是这样吧！她果然还只是一个女人。”

法学院有一个著名的女性励志故事，叫做“我不是我的备忘录”。说的是一个初级女律师在工作当中给合伙人写备忘录，合伙人看后大怒，——“怎么写的这么差！”便扔了出来。众人过来安慰女律师，说你不要难道。女律师抬抬头，反问一句，“我又不是我的备忘录，为什么要难过？”

第二，心软。庭审后半段爆出了一个让检方彻底输掉案子的转折。原来，福尔曼警官一直长期和一个科幻作家合作写一本关于警察执法的虚构小说；福尔曼警官提供警方内部的执法信息，换取百分之一的版税。在庭审之前几个月，福尔曼景观的一段小说采访录音爆出，他重复说了41次Nigger，并且还有大量其他侮辱黑人和女性的评论。最重要的是，他评价了自己以前在洛杉矶警署的女上司约克，说约克“既不是一个警察，也不是一个女人。”——问题在于，这个约克警官，是伊藤法官的老婆。

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利益冲突的问题。伊藤法官将要自己判决，是否允许含有侮辱他自己老婆的录音带作为证据。玛西娅回忆，当她回到办公室，整个诉方队伍都对她说，要趁此机会置换伊藤法官。她迟疑了。她说有两个原因：一，想要赶快结束案件；二，她不想要伊藤法官的职业生涯被毁了（"Feeling that Lance's career could be ruined."）所以就算整个检方队伍逼宫，她的坚持最后还是取得了他们的理解，没有让伊藤法官离开。玛西娅寄希望于，法官能够排除这个不相关的录音证据。毕竟，这是一个谋杀案件，不是种族仇恨案件。主动权就转交给了伊藤法官。

我在想，如果是一个男律师，他会不会稍微冷血一点直接就去置换伊藤法官呢？伊藤法官的的确确做了很多有问题的判决——他允许辩方问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的判决，就像洪水开闸一样让种族问题彻底卷入了一场谋杀案件。他居然还允许，被告辛普森在不接受交叉质询的情况下，对陪审员发表了一个简短谈话。别的判决不说，伊藤法官这两个判决，连我都觉得不妥。如果Marcia是一个男律师，他会不会关心法官的职业生业被毁了呢？还是他会更关心赢得这个案件本身？他会不会更加无情？可是玛西娅在全体成员逼宫的情况下的那种坚持，不也是很坚定的吗？还是说，女性和男性的坚定的方面，根本就不重合？后来，玛西娅不止一次地悔恨，她应该上诉伊藤法官对于允许辩方问一个种族问题的判决；她应该，借此机会，踢掉伊藤法官。

第三，模样。玛西娅在庭审中，拉直了自己留了多年的毛毛卷发，因为案件全程直播，她听到了很多对于她毛毛卷发的评头论足。她觉得自己的直发模样，会更加符合大众对于女性形象的期许。

玛西娅卷发样子 玛西娅拉直了头发

玛西娅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以为社会会喜欢她的样子。可是拉直头发之后，她也有一丝丝后悔；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你真的不用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改变自己。人对于选择总是有一些矛盾，可能女生对于外表更加敏感吧。玛西娅其实只需要一句，“你怎样都好看”，仅此而已。怎么会有一个决定糟糕到，毫无是处呢？就像在我自己的交叉质询练习砸锅了的时候，那个德克萨斯的退休律师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在其中一个点的系列问题是他当天听到的最好的。他真的是挣扎地在我糟糕的表现当中找到一个可以表扬的亮点。这是怎样的一种仪态呢。

后记

我大概一开始在用一种社会的观点在评判玛西娅吧。可是我忘记了，在社会观点当中完美无瑕的女生，才是被驯化了的困兽，以被人喂饭为生、以供人观赏为乐吧。所以玛西娅的味道，才随着时间越品越浓，就好像所有其他的、求生故事一样。

如花2016.12.22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