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声抗骨导的时候，孩子喝了两次麻醉剂。第一次喝后睡着，在做检查近一小时时，做检查的那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才发现仪器没有数据显示，往插座上一看，原来一根线没插上。做这项检查大概得一个半小时，现在大半时间已过，而且口服的麻醉剂是有限量的，不能追加量和一天服两次。再说，按服用量，一个半小时一过，药效渐失，孩子醒来，就不能做检查了。
那老女人不寻已过，反而嘟嘟囔囔的抱怨：“你们给孩子把药没给够，你看一直动，数据显示不准确，这次做不成了，还得做一次。”我陪着孩子就在检查室里，看得真真切切。
“那根线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没插上。”咱人生地不熟，又有求于人家。咱不能把话说死，把人给得罪了。
“插上着呢。”
“那怎么办呢？要不给主任说说。”
“别说了，明天下午给你孩子加做个检查。”
“药呢？你再给开一支。”
“不用，今天这支不是只用了一半吗。剩下半支明天用上就行。要早点服。”嘟嘟囔囔的又开启了抱怨。
我们怕打开过的药物被污染，第二天中午快二点的时候就到检查室门口，找到那女大夫，说明情况，让重开一支。那女大夫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在检查室取出一支，让我们给孩子赶紧按量服下，等睡着了找她的检查。
第二次检查很顺利。出来后不久，就拿到检查结果单。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比在兰州做的数据差点。
咱们等做完各项检查，再去找高教授吧。
在北京等待检查的一周，我们忧心忡忡。仅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进了一次地坛公园，在朝阳门附近破费吃了一次烤鱼，卖了一个王府井全聚德的烤鸭，物价腾贵。大多数时间在王府井的大街上带娃转悠，天气酷热，心焦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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