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关于吕不韦之死，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就是被秦王政赐死。也有人认为，秦王政还是想留他一命，只是他太害怕了，才不得不自尽。

那么，经历嫪毐政变后的吕不韦因何而死？是他读懂了秦王政的言外之意，还是另有隐情？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了解吕不韦的结局以及他所主编的《吕氏春秋》的伟大之处。

(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嫪毐之乱结束后，秦王政把母亲赵姬幽禁在雍城。关于吕不韦的处置成了一个大难题。他把持秦廷十余年，朝中还是有不少老臣为他说话。吕不韦也的确为秦国鞠躬尽瘁，攒下了丰厚的家底。

秦王政心下不忍。于是，他下令吕不韦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养老。然而，吕不韦的威望让关东六国都对他很是关注。

吕不韦虽失权，但仍是一个对其他诸侯国还有利用价值的人。这个人做过秦国相邦，了解秦国政治内幕。于是，在吕不韦回到封地一年多时间里，其他诸侯国的宾客和使臣还常跑到他家去邀请他到自己国家当丞相。

这很明显就是要借机用吕不韦对付秦国。要是吕不韦答应了其他诸侯国，这对于秦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更要命的是，吕不韦面对这种情况，没有闭门谢客，没有上书向嬴政表忠心。

即使嬴政信任吕不韦，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不生出疑虑.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斥责吕不韦不感恩秦国所赐，并让吕家和门人都迁徙到蜀地。

读完信的吕不韦，老泪纵横，服毒自尽。

有人认为，吕不韦是害怕秦王政下一步就来对付他，所以抢先自决。但也有人认为，蜀地有天险，吕不韦一家躲到那儿，可以躲避其他诸侯国使臣的叨扰，秦王政虽然生气，却没有取他性命的想法。在这里，真相已无从得知，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回望吕不韦的一生，毁掉他的，或许不是赵姬，不是嫪毐，也不是嬴政，更不是那杯毒酒，正是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他的门客和个人威望。他的成就，杀死了他。

（二）吕氏春秋，旷世巨著

吕不韦虽死，他的政治智慧和门客的心血都留在了《吕氏春秋》之中。他的吕氏学说可以称主“耕道”或者是“农之道”，即整个农耕经济的运行法则。

他的”农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道的根本特点，就是多元兼容。吕氏学说认为农耕社会不能单一生存，必须以“农、工、商、士”并重。如果这四个领域里有一个不能协调，就很容易发生灾难。所以，朝廷要对百业进行管理，协调他们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上，吕氏学说并不像战国时的其他流派，排斥其他学说。反而它罕见地采取了百家兼容和并重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它批判地继承了法、墨、儒、道等各家的政治学说。

另外，由于吕不韦的商人身份，他很明白商道对社会垢作用。于是，他把商道法则融入治国之道，提倡“义利信”，它是什么意思？就是牟利与社会人群的关系，既信，而牟利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即义。

应该说，这是根本性的商道观。对这一根本商道，吕不韦有独特而精辟的见解。首先，吕不韦承认“利”的存在，尤其是利对商人的意义。但是，吕不韦认为“利” 有长短之分，牟利要谋“长利”，即长远之利。“天下之士者，虑天下之长利，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

其次，“义”更具有根本性，“义”是所有牟利行为的社会正义出发点。《吕氏春秋•无义》云：“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趋利固不可必也。”就是指，如果我们一味求利，反而一定得不到利。

再次，对于 “信”的意义所在，吕不韦同样阐释得很好：“天地之大，四时之化，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况乎人事？己有之，则天地万物毕为用矣！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其难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 吕氏学说认为，天地如此伟大，四季变化力量无穷，尚且不能够不靠信义就办成事情，更何况是渺小的人呢? 没有信，就更是寸步难行。

如此“义利信”观，既是吕不韦成功的商旅之道，也是吕不韦治理在秦国中感悟出的政治智慧。

除了以上这些，吕氏学说也比较有人情味，强调要控制君主的权力。

吕不韦认为，治道也要顺应时势而为。法天地，自然不可强行人道。一定意义上，这是遏制人治的一种政治观。他的论述是：“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 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这里的人道，实际是君主意志。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一定要“强令为道”，虽然也可能小有成就，但一定不会成就大业。

另外，吕不韦也强调：“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

就是说，如果要革除人的恶欲，就一定要建立有效的法度，君主应顺应时势而变法。

从《吕氏春秋》的主张里，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明确吕不韦的死因。

在当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几代君主的执行下，自上而下，已经将法治与法家理念奉为圭臬[guī niè]。

而有统一六国雄心的嬴政，更是商鞅政治哲学和韩非子的信徒。暴秦的“暴”在古汉语中不一定指的是暴虐，也可能指的是“急”“猛”“快”。

从嬴政用十年统一中原后，又迅速修建长城，驰道，灵渠等举世大工程的举措来看。他的为政之道与强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君权，百业协调发展，王道天下的吕不韦必然有冲突。

当然，这两者很难谈得上谁对谁错，各有各的考量。有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好人，也没彻底的坏人。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举措，很难依靠吕氏学说中的“义利信”去执行，非强有力的国家法制手段不可。

但同时，过于依赖法家理论，在统一六国后，也难以进行长久的治理和安邦定国。

于是，秦始皇嬴政一死，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秦二世胡亥的政治手段和眼光都远不如父亲，又在听信谗言后，贸然选择腰斩了政治才华出众的丞相李斯。

或许在某种历史维度上，如果吕不韦不死，而是迁徙到蜀地，后来的秦国会不会不样，不会走向灭亡呢？

但历史没有如果。吕不韦及其门客的政治哲学，留在《吕氏春秋》中，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