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昨日与挚友去看了电影，电影不值得谈论，但与这位朋友却有道不尽的羁绊。2013年我在北京的时候与他有过几个月同事的经历，他在工作上的力不从心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和迷茫，都曾在北京街头的烤串摊与我分享，在鹅毛般的大雪里飘荡。我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那时候的文笔十分的矫情和刻意，但在文章段落里提及的，我曾有愿为他肝脑涂地的承诺，是至今也未有悔意的真切情感。他出生在我隔壁的村庄，我没有仔细问过，很有可能我们出生在同一家医院，因为距离我们几个村最近的大医院在同一个镇上，

我叫他强哥，但他叫我青之，他这个强哥是有来头的。那时候《上海滩》红遍大陆，凡是名字里有个强字的男孩，大多会被叫一声强哥，被叫的人也多数是欣然接受的。强哥在的村比我们村大，他们村有自己的学校，我们村没有。我们村的孩子得走半个小时的路去乡里的中心学校上课，所谓的中心学校就是囊括了“学前班”、“小学”、“初中”三个学习阶段的集中性学校。这学校里有四栋教学楼，一栋分给学前班、，一栋分给小学，最后两栋分给了初中。还有一栋教职工宿舍楼，教师是服从县教育局分配的，所以我们学校的教师并不全是本乡的，一些外乡的和一些邻村的教师都住在教职工宿舍楼里。学前班大楼和小学大楼间有一块泥地操场，操场上有一个篮球架。水泥浇灌的篮球架，木制的篮板。在我来到这学校的时候，那篮板就是烂的了，上面的白漆残留的也不多，篮框挂着仅剩的几根球网。

那时候的学校是教职工与学生一起蒸饭的，学校有间食堂和一个教职工餐厅，都是一层的平楼。学校建在小山坡上，学校大门建在山脚，这食堂和教职工宿舍楼则建在山腰，所以这一层的平楼与四层的教学楼一般高。厨房里有很大的炤台，上面一层一层的叠起木质的方形大蒸笼，每个蒸笼都有编号，学生和老师的饭盒按年级分配在对应的蒸笼。上午第一节课结束后有半个小时用于校师生蒸饭，其中像我这样只是中午吃一餐的学生，饭盒里装的基本都是熟的饭菜，让蒸笼热一下中午就能直接吃。而邻村的孩子是住在学校的，他们是寄宿生，饭盒里装的是家里带来的生米，食堂后面有整排的水龙头，高低年级的同学挤在一块洗米，于是这里也成了打架的高发地段。这些寄宿生住在“学前班”教学楼的一楼，他们每周一早上带着米和菜来学校，周五再回家。那时候没有冰箱，不仅是学校没有，我们山村里的人家，除了电视是及难找出第二件像样的家电的。所以寄宿生带到学校的菜是有很大限制的，简单的说就是要防腐败，整个宿舍的菜加一块也逃不出三类，一是最普遍的腌菜，如腌萝卜、腌豆角。二是奢侈一些的梅干菜扣肉，这是特别受欢迎的菜。最后则是父母会督促孩子早些吃完的家常菜，这菜不能留着超过一天，不然就变质了，也是父母心疼孩子，能带就带点。

我的学前班就是在中心学校念的，送去的时候年龄太大，直接读了大班。我的二伯当时被分配到我们学校当了初中老师，这初中老师比小学老师身份要高一些，当时教学资源匮乏，能教初中课程的老师并不多，而像我二伯这样正经师范毕业的更少。在我们学校，小学老师大多是学校与乡政府一块请的代课老师，工资低但好过务农，做一个老师也受人尊重。这些小学老师大多是代课老师出身，而后由政府安排到县城学习，慢慢考取资格，转正成为正式老师。所以以我二伯的身份，学校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所以在学校也会更受人敬重。于是，二伯身上的光芒也撒到了我的身上。

学前班的任务是教会学生认拼音字母，那时候连写字都不需要练的，数字也只学十以内。学前班只有一个女老师，整日带着孩子们吃点心、午睡和唱歌跳舞。说起唱歌跳舞，我还在老师的安排下，与同学组成一个队伍参加了县里的舞蹈比赛，我记得是拿了三等奖，而我学前班最后一个学期的时间，大约都花在了吃点心和排练舞蹈上面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并不明白学前班的意义，认为花了一年时间什么都没学到，学费却比上小学都贵。其实村里的人大多都有这疑惑，所以送孩子去学前班的人并不多，我在我们村就是唯一的。但我二伯知道其中的道理，让孩子提早适应学校的制度和环境，以及适应学习氛围，对孩子以后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只是我的二伯，我的二伯说服不了其他孩子的父母，所以在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前班就由于规模太小，成为私立幼儿园搬离了中心小学的大家庭。之后，学前班那栋楼完全成为了学校的学生宿舍楼，宿舍楼前还造了三个水泥乒乓球桌。宿舍楼一共有三层，女生住二三楼，男生住一楼，上二楼的楼梯口有个网格的铁门锁着。现在回忆起来，若是那时候起了火，学生是跑不出这个铁门的。

这是我们乡的中心学校，这学校比强哥村里的学校大得多，强哥村里虽然有学校，但是个典型的山村小学，一个教室里坐着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加一块也就二三十个人。同一节课里，老师先让高年级的学生抄课本，然后教低年级的孩子学字，等低年级的孩子学完字后开始抄课本，再教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孩子学习的进度很慢，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学习，所以县政府和教育局对这种落后的情况进行了改革。在我刚步入三年级的时候，中心学校拿到县里的拨款以及社会人士的捐赠，建了新教学大楼，叫作科技楼。科技楼除了有新教室之外，还增加了音乐教室、科学教师、图书馆和电脑房。电脑房的电脑是我一位堂哥赠给学校的，这也跟我二伯有关，当时我二伯已经成为了中心学校的校长，他有责任发展学校的教育资源，除了向教育局拨款，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找社会人士捐赠了。这位堂哥在上海做生意，我父亲当时也在他公司上班，虽说是我堂哥，但却还长我父亲几岁，是我父亲当时混的最好的兄弟，我与他的关系追溯到长辈，他与我是同一个祠堂的，简单的说，他的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哥。但我与他的渊源却远不于此，他曾是我心中一度的偶像，这些以后可以慢慢的说，我们先说回学校。

县教育局自然是不会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时候轻易给我二伯拨款的，他们给了任务，要求中心小学把乡里所有村庄的学生都收下，过去那种老式落后的学校要全部关闭。于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建成了科技楼，强哥和他的同学们也一块来到了我们学校。我们三年级二十几个人，加上几个村新来的四十多个人，一块被分成了一班和二班两个班级。同理，每个年级就都有了两个班。强哥与我分到了同个班级，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都在同个班。这就是我们十年友谊的开端，强哥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十分腼腆，他的皮肤很白，头发是黄的，这在我们山村里并不少见，有很多小孩的都发黄，人也很瘦。他追女孩子的方式也及为腼腆，虽然山里的民风朴素，但孩子们喜欢异性的心却从小学就有了。强哥在有限的小学生涯里，一共喜欢过两个女生，第一个矮矮的，是个学霸。无论这女生本人，还是她的成绩，强哥都一次也没有追上过。直到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户籍问题，女孩离开了学校跟随父母去了隔壁县念书。强哥难受了一天，他是真的难受，我们几个兄弟都看得出来，但他也是真的在第二天向另一个女孩子透露了芳心，这我们几个兄弟就看不懂了。

我记事起，直到十三岁从小学毕业，离开中心学校和我们乡之前的这段人生，主要分成了两块，一块是我在村里度过的漫长时光，一块是我在学校留下的匆匆岁月。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这两者常常纠缠在一块让人难以分清，也让人不舍分清。

去学校之前的记忆，十有八九是刻在了泥房里的。我吃住在泥房，又玩乐于泥房四周。那时，我的父亲去了上海务工，一年大约回来三五次。母亲先是在乡里织布厂上班，常能回家，后来去了县里上班，回来的次数也就少了。常陪在我身边的只有这泥房和我的奶奶。奶奶是从这泥房建起就住这了，我是后来的。

在我爷爷去世之后，家里就没有了男人。改革的时候吃大锅饭，村里编好队伍，干活是记工分的。男人挣十分，我奶奶大约也能挣个七八分，这在常人看来是很不容易的，大姑小姑放学后帮忙，也能挣半分。有时赶不上，就去田里割猪草。我爸爸在家里是最小，干不了重活就要去割猪草。他与同伴们拿着镰刀和竹篮结伴而去，割到一半的时候，大伙常会一块玩掷镰刀的游戏。这游戏的规则是把各自的镰刀扔出去，若是镰刀落地的时候没站住就算淘汰，而那些站住的镰刀再比谁扔的远。这同时需要运气、力量和技巧。赌注就是自个儿割的猪草，所以有时候父亲会满载而归，提着满满一篮子猪草回家喂猪；有时候则在篮子里放几块石头，盖上几片叶子回家。奶奶其实知道，但家里日子过得苦，做母亲的舍不得再打骂他。

本是个不错的家庭，家里没了男人后，日子就越过越苦。二伯在外教书，大姑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爷爷走后她就留在了家里给奶奶帮忙。后来隔壁村有媒婆来家里说亲，要把大姑介绍给隔壁一户不错的人家做儿媳，大姑当时只提了一个条件，她说奶奶家忙农的时候必须让她回家帮忙，若是能答应她就嫁。于是，大姑就这样嫁给了我后来的大姑父，可婆婆坏得很，真到了忙农的时候非得让大姑在他们家帮忙。大姑知道奶奶没了她根本忙不过来，就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硬是要帮奶奶做完活才回去。即使是到了今天，大姑依旧是与奶奶走的最近的人，她虽然常与奶奶拌嘴，但心里又最惦记奶奶。

二姑是在初二的时候辍学的，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念书，父亲是儿子，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所以二姑就回家帮着奶奶干活了。二姑成绩很好，村里几个男的学得都没她好。按照她后来的口述，若是让她读书去，回来也能当个老师，就不用一辈子做个农民受苦受罪了。但说起家里的条件，她心里也难受，看着奶奶一个人辛辛苦苦支撑这个家，能回来帮帮她，自己也是愿意的。二姑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件小事，那是爷爷在世的时候，她曾以买铅笔橡皮的借口，常从奶奶那骗一些零花钱。也不拿来买吃食，全攒起来给自己买了一件格子衬衫，这大概照应了二姑的性子。

可惜，二姑让出来的机会，父亲却没能好好珍惜。我父亲读书只读到二年级，便戳了学，这还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跟我说的。那天我与同学在教室走廊追逐，玩的疯了些，恰巧被上楼的老师堵住了。这位老师姓蓝，是中心学校的老职工了，他教过我伯父也教过我父亲，后来教了我哥又看着我在这读书。我那时候成绩特别好，这得力于我二伯对我的关注，所以蓝老师对我也是十分喜爱。他那天是带着笑意跟我说的话，他说“青之，不许玩得这么疯，误了学习。你可不能像你爸一样，二年级都读不完。”，听完这话我就没疯了，倒不是怕误了学习，我是想起我爸了。于是那晚我回家就问了奶奶，后来从大姑口中也听来一些，我爸还真没念完二年级。他二年级的时候，荣获了学校爬山比赛的第一名，我以为是奶奶说笑，但从二伯那里得知，这以前的学校还真的会举办爬山比赛，父亲他竟然真的得了爬山第一名。

后来，在学校就见不到父亲了，父亲开始往山上跑。我大姑不读书，二姑辍学，全都是为了给我父亲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我大姑最后一次把父亲送到学校的时候，父亲身上的衣服全是土和血，他再一次的逃课跑到了山上，而这一次大姑拽着他的脚，直接把他从山上拖到了山脚。再用那树藤将手一绑，拽到了学校。也是奇怪，就这也没给我父亲的脾气改了，家里当时日子过得苦，奶奶没这么多精力管着他，就只能由着他了。父亲年幼，下不了地，于是奶奶把攒着给父亲上学的钱，凑着二伯的工资买了头小牛，让父亲放起了牛。这是父亲的心愿，他不愿读书心里想着的就是与同龄的一个伙伴一块放牛，到底他是如了愿了。牛是通人性的，这是我父亲说的，他说他的牛只有他能骑，别人都骑不得。

等这小牛养大了，父亲也大了些。大姑就把父亲接到了自己家，让父亲跟着他们村里的一名木匠师傅，学起了木工。做学徒没有工钱，开始的时候还得大姑管吃住，等手艺好些能跟着师傅出去干活了，吃住就交给师傅了。父亲对学木匠这几年发生的事说的很少，主要是嫌苦了，和放牛比哪有不苦不累的活。

虽然说得不多，但也有几件趣事。我印象深刻的几件在这里也记录一下。第一件事是父亲跟着师傅去山西接活，那时候木匠找活干不容易，得南北四处的走。山西地处北方，环境与父亲的老家江南相差甚远，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对山西陌生得很。那时候给雇主干活，中午没人做饭，师傅会领着父亲上街吃面，山西吃的都是宽面，面的味道是不错，只是那碗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干活的地方具体是山西的哪个县城或哪个村庄，父亲没有跟我细说。他只是说那地方土多水少，街边的面摊只有两桶水，一桶用来煮面，另一桶用来洗碗。这一桶洗碗水，要用一天。父亲说那桶里的水颜色深得很，上面一层油厚的很。等到父亲的面做好时，只见那摊主从用完的碗里挑了一个，往这桶水里刷一刷，就捞出来盛面了。我父亲眼尖，指着那碗跟摊主说，碗沿上还有没洗掉的葱呢。可这摊主并不理他，盛上面就拿给了父亲，接着给下一个客人盛面。父亲说一开始他觉得犯恶心，吃不下多少，后来干活累了，就顾不得这么多了，什么面都是大碗大碗的吃。

还有一件事就比较奇怪了，那是父亲跟着师傅去周边县里接活，也说好了住在雇主家。雇主家有钱，不止请了我父亲和师傅，还请了四五个隔壁村的木匠一块做活。那时候这样的雇主是不多的，听说是儿子下海经商发了，要给在家的父母尽孝，先把房子重修一遍。山里人在修房子这事上讲究，是挑了日子动工的。父亲跟着师傅提前一天到了雇主家，照雇主说，其他村的木匠也是要这天到，然后在雇主家吃完晚饭住下，第二天对着日子动工的。可那天晚上其他木匠没来，等到日落七八点，雇主就与师傅和父亲一块吃了晚饭，心想其他木匠大概临时有事，只希望别误了明天动工就行了。那时候山里还没通电话，也就没有其他消息，大家早早休息等着第二天动工了。

第二天一直等到晌午，其他人还是没来，这都误了动工的时辰了。雇主只能请人去隔壁村找他们，可这一找就把雇主急坏了。据几位木匠家里人说，他们几人那天下午结伴去了雇主家的。按时间算，晚饭前就能赶上。这么一对着，两头都没人，大家就都担心出了事儿。雇主也没心思让师傅和父亲开工了，请了村里的村民帮忙找人。可这几个村之间都是山路，没有溪流，也就没有落水的说法。

父亲说，这事惊动了邻边几个村，大家白天都请人去找，路上找不到就上山找。直到第三天，走失木匠的弟弟和同村几个人在山林里看见个人，那人站在他们不远处，身体弯着。他们就喊了一声，那人本来是站着不动的，听有人这么一喊，他撒腿就跑，不是往远处跑，而是往山下跑。他们几个紧追不舍，却怎么也跟不上，这山野里荆棘重生，常人是跑不快的，那人却不管，一个劲的往下冲。最后大家眼看着那人跑到山路中间后便倒下不动了。走近一看，才看见这人口、耳和鼻子里皆有黄土，衣衫褴褛，满身伤痕，好在人还活着。于是几个人去叫来更多的人，在这一带搜了起来，不久就在这山上找到了全部走失的人。这几个人都是这样，昏迷在山林里，口鼻中都有黄土，衣服破烂，但好在人都活着，身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只有几处毛草刮伤的痕迹。之后，几个木匠的家人请了婆婆去家里给他们收魂，我有个小奶奶也会收魂，也叫“收吓”。她在一个碗里放一些水，然后握一把筷子能立在这水中，闭着眼口中念念有词。我去的时候，我奶奶还在我口袋里放一些我常走的路上的石子，是要让沿路的孤魂野鬼把魂魄还给我。那几位木匠在家休养了几日，就清醒了。村里人再问他们还记得什么事不，都说不记得了，只有一位年轻些的说，那天他们走在山路上，见山上有人在搭戏台子唱戏，他们几个就上去听戏了。听了几天不知怎么就睡去了，醒来就在家里了。

这山头的树林子里有人搭台子唱戏，自然是没人信的。所以，村里的人更信神鬼之说，认为他们是给山上的狐狸给迷惑走了。若不是大家及时找到，怕是要被狐狸害了姓名的。

父亲没有跟我提及他的手艺，也没有提及这做木匠的心得和感触。只给我讲了这两个与木匠本身毫无干系的事。

觉得做木匠太苦的父亲，后来在家靠着打牌混日子了，因为遗传了爷爷的肝炎，有段时间发病身子弱，家里人也就随着他，让他在家里这么混日子。等病好些后，他就去了上海，跟我那堂哥混在了一起。他去上海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怀孕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仍在上海，那时候二伯背着临产的母亲到乡里，搭上拖拉机去了镇医院，然后产下了我。直到顺利生下我之后，二伯买了些水果，付了医药费，安顿好我母亲住院的床位，叫来了我大姑，才回到学校去。出院的时候也是我二伯叫了拖拉机来接的，我母亲大约住了两三日就出院了，临走时那医院的护士跟我母亲说“头一回见着这么细心的丈夫，什么都给你买齐了。”，我母亲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回她说“这是我二哥。”。那护士一听，两眼瞪的老圆，更为吃惊了。

据我母亲回忆，我出生后几乎没见父亲抱过我，不像慈父的样子。自我记事起，也几乎想不起何时被父亲抱过。但有一点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我特别怕他，自记事起我就已经是怕他的。怕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是差生怕教导主任的感受。母亲说这源于年幼时我父亲对我的一次惩罚，那时候我大概虚岁才三四左右，记不起犯了什么错，但惹的父亲很恼火，将我一顿责骂之后关在了猪栏里。那是晚上，猪栏里全无灯火，漆黑一片。我一个小孩子特别害怕，在里面哭的撕心裂肺的。我奶奶和母亲要把我接出来，父亲都拦着了，还留下话说，谁敢把我接出来，就打死我。母亲说，自那以后，我见了父亲就缩在一旁，怕得很。

那次是我不记得的，我记得说一个。三四年级的时候小霸王游戏机十分流行，我父亲对我的学习管的很严厉，游戏机也决不允许出现在我家的。但那时候学校旁边的几户人家为了赚钱，会买个游戏机摆在家里，计时收费给学生玩，有点像网吧的性质。我跟着同学去玩了一次，就上了瘾，经常攒下零花钱与同学结伴去玩，后来被我爸撞见一次。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我拉走，在学校门口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再玩游戏机，我一脚给你踩死！”。我整个人站在路中间抖个不停，一动不敢动的低着头，身边的什么声音都再听不见了。他好像有事，便走了。我还站在那不敢动，我记得有路过的大人碰到我，把我撞到一边，我就站在路边，一直不敢动。要是我的小奶奶真能收魂魄，那时候她真该在我身边，替我守着那些飘走的魂魄。在我长大一些后，我知道了我父亲是不会踩死我的，可我当时是真的害怕，惊慌到不知所措。

我对父亲的印象，在我读高中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而在我高中毕业步入社会的那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化。这些以后再说了，今天就先写到着了。现在是凌晨01:53.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