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要学习,学习不是为了活着。
---- 培根
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立于世间,就需要学习,没有理由也不论目的。学习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所谓“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概是耳熟能详。有效的学习,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我最近看了《新编中国哲学史》,该书由当今哲学泰斗劳思光先生所著,分卷一、卷二、卷三上下,它是中国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被誉为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其对中国哲学史之新见,而且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上亦有所开创。其独创的“基源问题研究法”,认为哲学史不应该只是“历史”,还要有思想,即哲学问题意识;并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内在问题和矛盾来梳理、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也拜读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和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前者为讲义大纲,大部分工作都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都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后者《中国哲学史》,冯先生似乎并未想到要如何掌握中国哲学的理论,如何去展示它,而只注意到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问题……上述评说乃劳先生之语。鄙人知识浅薄,无力去评判对与错,更不允许对前辈指指点点。但我在此强调的是劳先生的“基源问题研究法”,此说可从《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窥见一斑。追问自已学习的经历,可谓收益良多,深入骨髓。
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宿。操作程序大致如下:
第一步,我们着手整理哲学理论的时候,我们首先有一个基本了解,就是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
第二步,掌握了基源问题,我们就可以将所关的理论重新作一个展示,在这个展示过程中,步步都是由基源问题的要求衍生的探索。
第三步,我们将各时代的基源问题,排列起来,原即可以发现想个哲学史上的理论趋势,但这仍不足以提供一种作全面判断的理论根据。要作全面的判断,对哲学思想的进程及趋向作一种估价,则我们必须另有一套设准。设准的提出,表示作者自己的识见与哲学智慧。
基源问题研究法,不应局限于哲学史研究方法上,应广泛用于各类知识的研究方法上。获取知识,需要一个过程,其过程的方法正确与否直接关乎最后的结果。
我举一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其着力点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既有历史的描述,又有文化形成的思想,是一部中国通史。她记载中国有史可考近四千年文化历史长河,又有自已独到的洞见。文化和历史不可分,是先有文化还是先有历史?从历史角度而言,先有文化然后才有历史,当属正途。
钱穆先生将中国史和西洋史作了对比:“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具有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分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应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基源问题研究法。从上古时代到晚清时代,对各朝代文化、历史衍生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资料来源又作全面的判断取舍,并形成自己的独到视野。钱穆先生的中国史观、智见和卓识及深遂洞见、思想结晶在《国史大纲》中彰显无疑。凡阅读此书者,无不一目了然,耳目一新。
基源问题研究法,大而言之,用于各类学术研究;小而言之,具体到个体,生活、学习、工作都有指导性意义。说到底,基源问题研究法,其实就是一种方法,可以理解为“还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一切还原于事实真相 ”等等,讲的都是事物的本源。离开本源,再谈其他,你能收获到什么,或能解决什么问题。尽管本文的题目是“再谈学习” ,其实质是谈学习的方法。但方法也是学习的范畴。认识世界,突破自我,其方法有教科书的教导,更多则是社会的实践。学习包罗万象,其方法尤为重要,可曰至关重要。有成语曰: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则成鲜明对比,还是说明方法的重要性。
方法得当乃万能之王,再辅之以勤奋,书本知识、社会实践何惧也。学习有感,故分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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