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以及北宋初年，与立了儿皇帝石敬瑭，从而霸占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大打出手有之，小打小闹，更是不胜枚举，但有两场关键性大战，直接决定了当时以及未来中原政权的走向。
其一，高平之战。
后周世宗柴荣甫一登基，北汉邀约契丹，联合进犯。公元954年，柴荣率军，亲临战场，于泽州高平县南的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市高平市与泽州县交界处的巴公镇）一带，与北汉契丹联军大战。后周军先败后胜，击溃北汉大军，契丹军仓惶北逃。
这一场大胜后，不但彻底打断了北汉的脊柱，同时，在攻灭后晋，屠戮中原，继之而起的后汉刘知远，又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契丹野心与信心爆棚之机，柴世宗大败两敌联合之军，显示出中原政权的强势而起，大国之气，自此而成。
若非五年后的北征，世宗柴荣猝然而逝，很可能契丹的末代皇帝，就轮不到天祚帝了。
其二，高梁河之战。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挟灭北汉，夺太原之威，率大军，迫燕云，与契丹战。只可惜他既无乃兄的战略武功，却又刚愎自用，号为人师，幽州城下，惨败于高梁河，沦为驴车皇帝，单车逃遁。
在他与大部队失散期间，军中群龙无首，有些人打算拥立太祖长子赵德昭为帝，这使得赵光义对侄子心存猜忌，连累赵德昭后来自刎身亡，以证清白。而其也因为高梁河之战，所受的箭伤，痛苦了数十年。
高梁河之战是宋太宗转向“守内虚外”政策的关键环节。此次战败，使得宋初以来，经过柴世宗整军，又历百战考验，日益精强的宋军，元气大伤。而朝中发生的拥戴赵德昭之事，更使他深为惧怕和担忧。
此战之后，赵光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尤其是加强了对赵氏亲族和军队的严密防范与控制，而把大臣们整饬军纪、精加训练的正确建议，束之高阁，使得其后宋军对辽作战，逐渐陷入被动，以致谈辽而色变。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最终给此后的两宋，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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