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我们远赴榕城福州，参加“张文质第二期教育写作研修班”。
其实，在抵达福州之前，并未见过文质老师本尊，心中也就没有过高的期许，以至于当得知学员中间的许多人居然是自费前来时，心底的惊讶就在所难免了。也许正是这种淡然的心态，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惊喜自然接连不断。
美好的日子都是短暂的，但内心的触动却无比震撼。在回长沙的动车上，两天半里的许多细节、许多思绪，又慢慢回到记忆的屏幕上，开始循环播放。我一边回味，一边不时地和同行的伙伴聊上一阵。畅谈中，彼此补充着某一处细节，争相诠释着某一句话语，居然不觉得有丝毫的倦意。去福州，乘的是高铁，觉得此行遥远。回长沙，坐的是动车，感到近在咫尺。
文质老师给提前离去的我们留了一道作业：写一篇3000字的学习心得。其实不用文质老师要求，我也要对此次福州之行做一番小结，否则对不起那些摘下的龙眼、吞下的鱼丸、写过的笔记、熬过的夜晚，对不起掏心掏肺的导师、刚认识的伙伴，更对不起还有着梦想的自己。
福州之行的收获，数千字里是载不下的。现在写得出来的，只是似乎理解了的少部分。还躺在笔记本上的，或者被我遗漏、却收藏在同伴文字里的更多词句，我还需要用更长的岁月去慢慢领悟。
习惯了写总结，下笔就是一二三点什么的。就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写吧，反正文质老师说过：“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特长和擅长的表达方式。”还有一句，“写作本身，比写什么更重要。”
（一）关于写作
无疑，对写作、尤其是对教育写作，我是心怀恐惧的。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写作者是等同于作家的，那可是伟人群体中的一部分。年少时，翻开书籍的扉页，上面印着的鲁迅像、高尔基像、奥特斯洛夫斯基像，无一不是面容矍铄而又眉眼肃穆，一看就是巨匠的模样。哪怕是印在诗歌旁边的李白像、杜甫像、白居易像，也是目光深邃，眺望着自己的作品，也眺望着远方。
后来，上了师范，在校刊上，也会隔三岔五地弄些无病呻吟的文字印上去，为的是那每篇十五元的稿费。——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比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还多。学校文学社也常常会请一些作家来给我们谈文学创作。我们远远地挤在人群的后面，根本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只觉得说话充满磁性，尤其是他们朗读自己作品里的某些章节时，那声音如同天籁。
近距离接触写作者，还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参加国培。直到那时，才知道一线教师也是可以写作的。记得有一次，苏双金老师为国培班的同学们上了一节示范课，经典的课文，《我的战友邱少云》，课后由班长刘云生老师点评。刘云生班长的点评极其精彩，当时就有同学建议，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刘云生班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天晚上就写下来了。不久，就听说发表在一份什么国家级刊物上了。我去找了找，结果没找着。时隔多年，在当当网上，又看到了这位老同学的名字，他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当然，这个班里接着出书的还有孙双金老师、景洪春老师，其余的出没出书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明白了，写作者也可以是我们这群人中的一员，并不神秘。
可我从未想过，我也会正儿八经地开始教育写作。那三天里，当文质老师要求伙伴们每天必须完成1篇500字以上课程笔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写1000字。因为，作为一名教育写作的初学者，“把文章写短，是很难的事情。初学者，首先要把文章写长，不写一千字以下的文章。”
当每晚绞尽脑汁把这1000字凑出来，才发现教育写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恐惧。咬咬牙，坚持写下来就好了。
看自己写的，更看伙伴们写的，钦佩之余，更多的是发现：
我发现，写作可以记住当下。无论一个人的记忆力有多强大，时间只会筛选出那些最美好和最不美好的过往，许多云淡风轻的事、云淡风轻的人，都会随着遗忘的细孔随风而逝，再不想起。但是，写作可以留着这些细节，哪怕是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一句话，尤其那句“你出书我就穿裙子”的承诺。
我发现，写作可以引发思考。自从有了写的驱动，对周围的许多细节开始关注。关于教育写作，文质老师强调过，要“回到生活，回到课堂，回到学生，回到具体的事”。这意味着，对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无论是来自生活，还是来自工作，都要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从现象中去发现本质，从细节中去探求规律，从见闻中去扣问内心，从世界里去寻找自我。
我发现，写作可以治愈伤痛。文质老师说：“所有的文字，首先就是自我倾诉，犹如一个胆小的人独自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弄出的自我安慰的响声。”我觉得写下的文字更像一面面镜子，可以照亮心底里的点点滴滴。哪怕是听到的闲话受过的冷眼，哪怕是遭遇到的冷漠经历过的欺辱，都以一种平淡的姿态呈现出来。在字里行间，可以谅解曾经不愿相见的人，可以面对曾经不愿提及的事，与岁月和解，向往昔释怀。
我发现，写作可以唤醒美好。读他人的美文，无论熟悉与否，都能从文字里感受到写作者的真诚，赞赏、感激、鼓励，或者关怀、担忧，都带着温度。而自己写下的某些文字，更是一种自我告诫：我是这么写的，我就要按这样的去做；我不能这样来写，却不能按这样去做。或许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种习惯。
当然，对本人而言，教育写作除了恐惧心理，更致命的还有懈怠心理。三十年来，身边有许多鲜活的教育案例可以大写特写，但是却被我视若无睹，弃之不顾，如今想来，实在可惜。尤其是近七年，作为一名学科教研人员，每天都会接触到不一样的教师、不一样的学生，自然也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困惑。这本是一笔巨大的教育写作资源宝库，但我断断续续地记了几天后，就偷偷地给自己放假了。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从他人的文章里把钟杰老师的这段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特别不喜欢只有想法却不落地的人，希望我们都成为实干家。写，继续写，不断写，再写，写下去就可以了。好吧，写吧。来吧。”
现在，倘若有人问我：“在张文质老师的这个教育写作研修班里，你学到了什么写作秘诀？”
我想我可以这样回答他：“马上就写，坚持到底。”
（二）关于教育
教育写作，自然是写对教育的认识。所以，文质老师、明霞老师、钟杰老师关于教育写作的讲述，其骨子里的，还是他们对教育的独立思考。
说到“教育”一词，首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却是文质老师家的院子。
第一天下午，文质老师上完课，说是要带我们去见见他写作开始的地方。
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村庄。一行三四十人，下了大巴车，走过马路，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走几百米，就来到了文质老师的院子里。院子很宽敞，有一栋四层的小楼，有木头搭建的凉亭。进门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摆着几把椅子，几条长凳。围墙那边，是一丛丛茂盛的龙眼树。草地上有狗，一大一小。那只小的仗着自己的模样俊俏，声色俱厉地前来招呼我们。
我们簇拥着走进院子，或走进凉亭，或踏进草地，还没等全都坐下，一群女同学边径直走向了亭子那边的龙眼树下，也没和谁打声招呼，就迫不及待地朝压弯了枝头的龙眼伸出了手，旁若无人地摘起来。
我的天！这样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我有些忐忑地看向了亭子里的文质老师。他正怡人自得地坐在亭子间的茶台前，慢悠悠地烧着水，泡着茶。文质老师的妹妹，站在旁边笑眯眯地望着。
好在那些男同胞都是见过世面的，没有挤过去与女生们并肩劳动，而是跟在后面，接过女生们递过来的一串串龙眼，颇有绅士风度地品尝起来。我自然也不肯落后的。
吃饱了龙眼，有些女生似乎有些意犹未尽，于是寻着了挂在枝头的最后几串，摘下来，小心地塞进包里，说是晚上饿了再吃。
文质老师是不允许我们饿着的。不多一会儿，文质老师的家人们便陆续端出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鱼丸。鱼丸很大，两枚就是满满的一碗，色如棉花，香气逼人，诱得那些刚才还信誓旦旦说再也不能在晚上进食的身材保持爱好者，也端过一碗大快朵颐。
吃饱喝足，然后合影。随即，文质老师和他的妹妹引着我们去参观他的老屋。路不远，几百米的样子，便来到了一座雄伟高大的木屋前。老屋确实有些年头了，无处不书写着岁月的变迁。像这样保存得完整的，在城里肯定成了供人游览的名景名胜。在此处，也只有文质老师的追随者们才有缘一见。
如此小院，幽静雅致。难怪文质老师说：“有些人是为出书而来，有的人是为解决困惑而来，有的人是冲着我家的小院而来。”我想，来过小院的人，都会在心底把小院作为来见文质老师的重要原因。
似乎有些扯远了。我事无巨细地记录下第一次进入张家小院的经历，是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位培训者，会把学员们带到自己的小院里，把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人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些细节，无不渗透着他对世界的认知，对生命的看法，对教育的理解。
文质老师告诉我们：“对教育的思考，你不可能只停留在对一种现象的思考上，你要看到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回到哪里才是原点？其实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生命本身，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到教育应该有的生命立场。”文质老师心里的小院也好，童年也好，都是在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告知我们，他的教育思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我们也应该像他这样，多关注生活，多关注身边的每一个人，多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只有这样，“你从无数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又从无数人那里看到了更好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质老师的小院第一课，比起他站在台上的开班第一讲来，丝毫不逊色。
也曾参加过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无论当时的专家名气多大、阵容多强，但如果不去仔细地翻看笔记，学过什么内容，听过什么讲座，几乎也还得差不多了。而此次以文质老师命名的教育写作专题培训，通过坚持写作的方式，集体唤醒了对自身过往的记忆，刷新了对生命历程的价值的认知。人生过往深处的回响，一旦与当下内心的声音产生共鸣，这种碰撞，必定是刻骨铭心的。
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我们目前的教育，孩子在压制之下必生抵触，说教之后定存反感。什么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我们就是；什么是“尊重学生，了解学生，信任学生，解放学生”，文质老师就是；什么是“好的教育”，这里就是。
（三）关于自我
人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所以，文质老师说，“教师要讲故事，回顾自己的生命故事，不断回看。”
认识自我，得从童年开始。“童年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背景，就像你脚下的土地，你一生都要从中汲取营养！土地的营养不断地导向你生命的所有的部分。这种‘导’的过程从来不会中断。所以，我们总要不断地回到童年，重新从那里汲取营养，汲取力量，汲取理解。这就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态。”
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在许多人的心目里，童年是用来装点记忆的纹饰，但在文质老师的心里，童年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其实说起来，还原到童年的时候，生活中有些处境是很苦涩的，有时候是很尴尬的，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我的父辈们，由于他们成长的、生活的、生存的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生育了我们，也养育了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地教育我们，更没有很好地爱我们！但这一切的经历，都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构成滋养！这种滋养需要我们不断去回溯。只有在这样不断地回溯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痛苦的缘由，才能从这个痛苦的缘由中继续扩张我们思考的视野，把它放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命运中不断地去反省它。”
这番话，仿佛是对我们那一代人的整体注解。因为有父母的庇荫，童年的生活总体是安适的。虽然衣服从来只有蓝灰黑白四种颜色，虽然鸡鸭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看得到，虽然挂在街道上的广播是每天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但那时的人们内心是充盈的，纯净的。
那时，大多数的玩具都是自制的，用纸片折，用木头削，用铁丝拧，大人们工具箱里的物件，都是我们自制玩具的工具。最有价值的，是子弹壳，那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所能拥有的宝贝儿，一旦拥有，瞬间成头儿。所以，小人书和露天电影院是假期里的最佳选择。
那时候的书摊，可以自由地摆在小城的任意热闹处。树荫下，屋檐下，两排薄薄的架子，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小人书，《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杨家将》《说唐》，都是成系列的。看一本小人书，要一分钱。书摊的老板大多是老人，每天早晨担着书箱和架子来，傍晚才回。如果帮着他们搬书，下次可以免费看几本。于是，那些书摊就成了假期里最闲暇的好去处，往往一坐就大半天。那些看书的费用，大多是自己赚来的。途径很单一，基本上就去工地上捡一些废铜烂铁，凑在一起，就可以换来几角钱。然后邀上一两位小伙伴，借一本书，挤在一起看。只要是不占座位，老板一般是不会说的。
到了晚上，院子里的孩子们便都涌出来了，玩些人人都能参与的游戏。不到天黑，我们的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县城有个大操场，一两个月里总会有一场露天电影。影讯是口头传递的，县城小，小半天工夫便人人皆知。所以那天傍晚，父母便显得格外宽容，催促着我们赶快吃饭，然后让我们搬着家里的长条凳去占位置。家家都有那种漆成老红色的长条凳，往最佳观影位置一放，这地方就不会有人再来争了，而且凳子与凳子之间一定会留出一条可以过身的路来。
吃完饭，洗完脸，全家便郑重其事地出动，一路上不停地和邻里熟人寒暄，并肩走到大操场，聊上一阵。天一擦黑，大屏幕便亮了。开场肯定是《打铜锣》《补锅》。那时，不根本知道幕布上的男男女女唱些什么，只晓得好听。《洪湖赤卫队》也是常常上映的。当看到一脸英气的张副官为救韩英而英勇牺牲的时候，我们便气愤地将手中紧扣的小石子往叛徒身上扔去。屏幕前面的那块空地是没人的，所以也不会在黑夜里伤着谁。有些人来得晚，便坐在屏幕的背面，看到的人物都是用左手掏枪，左手射击，我们也学着左右开弓。《上甘岭》《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都看了好几遍，至于一些经典桥段都会被我们反复模仿，在院子里的“枪战”中，我们运用得出神入化。
凑在书摊上看小人书，看露天电影，现在是不会有了。但喜欢读书、爱看电影这两个习惯，却始终沿袭了下来，至今不变。
我又想了文质老师说的那句话，“我总是不断地与自己的童年达成和解，不断地更深刻的理解了童年的处境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认识自我，从当下开始。
记得在网上曾读到文质老师在一场讲座中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是谁？’同时要，让大家看到我是谁，然后表达我是谁。这是一个凸显个人形象个人价值的时代，我们需要习惯地面对大家、面对公众，鲜明地表达属于个人的思想，只有一个时代只有汇集了更多个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才是真正有思想的时代，这个时代才是能够激发思想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正是通过不同的个人表达，呈现出多姿多彩、呈现出每个人的不同的面貌。”
那我是谁？
或许，这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问题了。我就是我，不是张三，不是李四。但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这又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张三也好，李四也罢，这不过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如果抛开这个名字，我又是谁呢？
我常常一脸茫然。
曾看过一篇文章，文中的观点大致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了身体和意识的分离。“我的身体”，就如同我的铅笔，我的书本、我的电脑一样，是我所拥有的一种东西，但不是我本身，就好比网游中的人物一样，是第三人。意识是具有独立性的。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意识会离开身体，此时我们的身体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唯一的不同就是生命的逝去，而生命可能就是我们的意识。
对个体而言，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不会独立思考的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作家毕淑敏在《我很重要》里更是高扬了生命的主体意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分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所以，无论我是谁，我得成为我自己，我为自己重要地活着，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自己的生命。
人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最容易的也是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自己，只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了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要寻求到正确的方向，就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有诸多经典的阅读积累。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自己的定位，才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的，“自己想要什么”，才是在当下首先而且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我记得刚走上讲台不久，有一位姓杨的老教师退休。那天，我去帮他整理桌子柜子。他坐在那儿，身边的书捆得整整齐齐的，像是刚买回来的一样。突然，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翻出一叠纸，小心翼翼地递给我，说：“你可以看看。”那是一叠略微有些泛黄的文稿纸，谈绿色的格子里，书写着一个个工整的钢笔字。那是几篇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他的笔迹。我从未听过他还写文章的，便有些惊异地看着他，随即翻看起来。他抽着烟，微笑地看着我阅读，直到我仔仔细细地看完，才起身从我手上拿了回去，很珍惜地收了起来。他当时寥落的神情，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是无法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或许，他觉得他的文字终于有人读过了。
我想，等到我离开岗位的那一天，肯定不是这样光景。博客，微信，美篇，简书，我写过的文章，会不止一人地被人阅读过，他人心里怎么评价不重要，但总归有人阅读过，就像在剧场里，哪怕只有一位观众，演出也就有了价值。
文质老师说过：“生命叙事就是要写自己的成长自传，写自己的阅读经历，写自己的教学生涯，写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七日从福州归来，持续写了好几天，每天不少于一千字。虽然许多的杂事不停地干扰着我，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絮絮叨叨地写完，才发现前后风格实在不一致，好在都是自己的腔调，也就懒得去统一。但是，这三天的经历，让我寻求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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