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边境地区因为缺乏人才,我们总编辑初中毕业就被留在学校当团总支书记了。后来当过省报驻我们行署记者站的记者,省委常委、我们地委书记的秘书。总编辑嘴茬子厉害,能言善辩,他在给我们新来报社的编辑、记者讲课时称一位副总编辑是“×四十”(一讲话就四十分钟),说自己是“×大铺”(即能白话)。他的故事很多,在给我们培训时讲故事,领我们去基层采访时也讲故事。那年刚调进报社,总编辑要给我们10多个年青人办班讲讲怎样写新闻和怎样做编辑。办班的内容由于时间长已经忘了,但办班休息之余,总编辑讲的故事却始终没有忘记。
故事之一
总编辑说他在省报记者站当记者时,下基层采访碰到了两位老兄正在为飞机是怎样打仗争得面红耳赤。一位老兄说,你知道飞机怎么打仗吗?我们的飞机看见敌人飞机来了,就拉开敌人的飞机门掏出匣子枪朝开飞机的人一顿打。另一位老兄说,你尽扯,我们的飞行员是拉开敌人的飞机门,架起机关枪就突突一阵。
故事之二
总编辑在大跃进时到一个人民公社采访,被采访的农民问他是哪来的,总编辑说是从报社来的。那人问他报社离这多远,都种些什么庄稼。总编辑告诉他,报社就是过去说的报馆,不是人民公社。那人说,我寻思哪有人民公社就叫两个字的呢。
故事之三
总编辑说,他在省报记者站当记者时,赶上了省直机关动员干部下基层、支援边疆工作。省报也摊上了派人到边疆去工作的任务,有一个派到我们地区沿黑龙江边一个小县的指标。一时间,省报编委会犯愁了,让谁去呢?经过反复比较、考虑,最后决定让一个业务不太过硬的王姓助理记者去。那个年代个人是没有资本和组织讲条件的,王某只好乖乖地去那个小县报道。王某的到来,使县委在使用上费劲了心思,这个人怎么用呢。开会讨论时常委们你一言我一句,最后觉得,人家是省报来的助理记者,那职务得比记者还高吧?水平也一定很高。于是调整县委宣传部领导班子,让王某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这个县划给了大兴安岭行署,王某官至行署副专员退休了。省报那些认为比王某强很多的人,对此忿忿不平地说,让那小子拣了个大便宜。
故事之四
我到报社时,一个鲁姓编辑刚调到省报去。说调到省报去,其实是落实政策重新回到省报去。这位鲁编辑是南方人,和陆拂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同班同学,1958年毕业时分到我们省报。据说省报领导当时很高兴,这可是第一位北大新闻毕业生,准备委以重任。可是当他的档案转到省报之后,省报领导立即决定将此人退回人事厅不要了,于是他又被分配到我们这个边境地区报社了。据说当时我们报社准备让他当编委的,毕竟我们报社别说大学生,当时连高中生都没有几个。可当看到档案时,领导的主意也改变,让他到群工部当编辑去了。
20年过去了,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了,鲁编辑也提出了要给自己平反的问题。我们总编辑让办公室的人到组织部找来了他的档案,认真研究了一下,觉得他没有“反”可平,因为档案上没有任何结论,只是注明他在北大上学期间写了一些诗词,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吹开红紫还吹落,一种东风两样心。”“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春在东风原是梦,生非薄命不为花。”省报一个编委认为他思想意识复杂,不能留在省报这样重要部门。我们总编辑说,这些诗歌哪是他写的呀,都是古人的东西。我们报社当年不重用他也是因为这些诗歌的原因,感觉他和组织隔着心。报社领导感觉他没有定论,就建议地委和省里联系,让他还回到省报去。经过沟通协调,鲁编辑终于在1981年底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省报。省报接纳了他,接着把他派到了省报驻农垦总局记者站当记者,人去佳木斯。
我刚一入报社,恰巧碰到鲁编辑回家探亲到报社来聊天,我怎么也感觉不到他曾是陆拂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同学,从谈吐丝毫看不出深邃和文雅,令我好好遗憾了一阵子。
听总编辑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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