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演进

虚构历史不奇怪，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有这个现象。但很多并不是简单地弄虚作假，背后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发生机制，甚至在当时时代有着重要的一些作用。

比如国人熟知的例子——“焚书坑儒”。

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这个暴君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先把天下的书籍都收集到一起，然后一把火都烧毁。烧毁书籍之后，他还觉得不满意，把当时的儒生都活埋了。这一系列的事件连起来，就是“焚书坑儒”。

但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首先，“焚书”和“坑儒”并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事，而且两件事的逻辑还不一样。

“焚书”事件先发生，时间是公元前213年。当时，天下已经统一。有一次，秦始皇和大臣讨论政策。有人就说了一句话，说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意思就是，做事不学古人，还能持续很久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所以应该向古人学习。

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人，著名的丞相李斯。他说，都说古代好，但是谁都没见过啊，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凭借自己的一点才学，故意以古非今，沽名钓誉的人。如果人人都这样，天下还不乱套了。

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建议，把过去的书都烧了得了。这里要注意——李斯所说的“焚书”并不是把全天下的书烧光，他的目的是禁止私学，让国家掌控教育系统。所以他们烧的都是民间藏书，而所有的书是有底本的，都在咸阳存着，只有专门的人才可以读。所以目的并不是毁灭文化，而是垄断文化。

李斯的“禁书令”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偶语《诗》《书》者弃市”。过去我们的理解，是说你要胆敢偶尔讲一句《诗经》、《尚书》这些儒家典籍，都要杀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中“偶”字，在文言文中是啥意思？你看，左边的偏旁是人字边，右边是遇字的省略形式。人相遇，照面、碰头，叫“偶”。比如我们讲对联是对偶，那为什么木偶、人偶，也叫偶呢？你想，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人和镜子里的人相遇，是人的一个镜像嘛，所以叫偶。

那再来看“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的意思就清楚了。指的是你要胆敢聚在一起，聚众讲学，这才要杀头。所以李斯要毁灭的，是私家讲学。

那有人说不对啊，既然秦始皇留有底本，为什么先秦的书还会大量散失呢？别忘了，这些保存下来的书基本都在咸阳，而咸阳可是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了。所以，毁灭古籍这件事，秦始皇和项羽都要承担责任。

这是“焚书”，误读的成分还不算太多。但是，“坑儒”就完全是曲解了！

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追求长生之术，要当神仙。那就难免要被一帮江湖术士骗，当时叫“方士”。后来骗不下去了，有两个人侯生和卢生，就一商量，干脆跑了吧。光跑还不算，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到处对人说：秦始皇这个人，慧根差，就不是一个当神仙的材料。

这话传到秦始皇耳中，大发雷霆啊：你们这些骗子！骗钱、骗官还不说，最后还要无端诽谤我。于是，就开始彻查这群人，这些人互相揭发，结果就牵连了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一令之下，全部坑杀。这就是“坑儒”的真相。

其中有两个细节要注意：第一，被杀的这四百多个人都是咸阳附近的人，不是全天下的人。第二，这些人以“方术”为主，虽然有可能牵连到其他人，但不是专门对哪一个学派的打压。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没有说过“坑儒”的话。

那“坑儒”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200年以后，也就是东汉时代，那个时候儒家已经成气候了，这件事的细节被添枝加叶写了出来。其中，班固父子在写《汉书》的时候正式提出来，后来又经过反复渲染，才成为今天大众们知道的样子。

那问题来了，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阴谋。200年后，骂秦始皇迫害儒家，也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儒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虚构历史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塑造苦难。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可以让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获得崇高感，这是一个人群最好的粘结剂。

以色列的一位大学历史教授施罗默·桑德，在他《虚构的犹太民族》这本书里说，那些我们所熟知的犹太人的历史，其实都是虚构或者重构出来的。比如，传说中的大卫王和所罗门时期，就是虚构出来的历史。因为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在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根本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著名的耶路撒冷，在当时也最多是一个防御性的要塞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谓犹太人的“苦难”，也并不完全真实，而是从无数碎片中重构出来的。比如，犹太人的几次流亡事件，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遭遇，并不是当时全部犹太民族的遭遇，等等。而这些重构出来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就成了二十世纪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依据。

犹太人的苦难历史记忆，让犹太人抱团。儒家崛起，他们也需要这样的苦难记忆，那“焚书坑儒”就正好合适了。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从西汉的汉武帝开始，儒学不就已经成了绝对的思想正统，因为“独尊儒术”嘛！怎么到东汉的时候，儒家才需要这个苦难故事来凝聚共同体呢？实际情况是，汉武帝时候所谓的“独尊儒术”，只是把朝廷中的“博士”这个群体全部换成了儒家的人。这些“博士”除了给皇帝当顾问之外，还负责官办教育，相当于中央大学。但他们总人数并不多，五十左右。后来，因为儒家掌握了教育大权，再加上朝廷提倡，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官方的儒家弟子才达到了三万多人，成为一个群体性的力量。这个时候，他们才需要一个苦难故事来凝聚这个群体。

再，后来的统治者愈加发现儒术对巩固政权的妙处，而加以别有用心的发扬光大。

人类文明的基础就是我们可以构建共同的想象，而苦难的记忆和崇高的意义，是能把想象共同体构建最彻底的方式。所以，犹太有大流亡，中国有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仓颉造字等等，没有这些故事，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凝聚力。

甚至在商业世界里，大家也在不自觉地用这种手法。很多大公司，他们强调最多、流传最广的故事，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曾经遇到的难关和苦楚，另一种是他们怎么凭着智慧和坚持，克服了这样的难关和苦楚。

看来，找到一个苦难的故事，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人类共同的本能。

“焚书坑儒”的演进，为之心得，与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