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斯人已逝1

怀念：斯人已逝1

最近讲授完诗人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读过《昌耀抒情诗集》，诗人独具特质的诗歌语言和风格，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歌现象。而此刻，我们对诗人昌耀的深入研读，正在进行时。有幸读到陈东东的《斯人昌耀》，本文所述昌耀生平事迹主要依据昌耀诗文、李万庆《王昌耀：中国西部诗的创始人》（《人物》2006年第9期）和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等，在此与诸友分享。

怀念：斯人已逝1

昌耀的命途多舛，让人想起卡夫卡笔下的故事。小说《变形记》开头说，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而从午睡里起来走进会场的昌耀，发现自己变成了“Y派”……小说《诉讼》的开头，也颇能说出昌耀的遭遇：“……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那是开始于1957年的事情，昌耀当时二十一岁。之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到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兼《青海湖》杂志的编辑。他是体制里的专职诗人、国家干部，突然却被判定为“Y派”。

一九四九年，他十三岁，依照将近半世纪后他在《〈昌耀的诗〉后记》里的说法，已“成长为一个懂事少年”。自作主张地，他从“湖南常德市一个正处在时代动荡多变中的大家庭”出走，“……永远地离开了故园……”。那实在是王昌耀（他的本名）“为一系列时代风雨裹挟”的开端，1950年4月，他瞒着家人参军，成了一名文工团队员——

那是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终于打听到我住在一处临街店铺的小阁楼，她由人领着从一只小木梯爬上楼时我已经不好跑脱，于是耍赖皮似地躺在床铺装睡。母亲已有两个多月没见到我了，坐在我身边唤我的名字，然而我却愣是紧闭起眼睛装着“醒不来”。母亲执一把蒲扇为我扇风，说道：“这孩子，看热出满头大汗。”她坐了一会儿，心疼我受窘的那副模样就下楼去了。战友们告诉我：“没事了，快睁开眼，你妈走了。”当我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我只来得及见到她的背影。

（《〈昌耀的诗〉后记》）

总结其诗人一生的这篇“后记”里，昌耀说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的一幕——”，这也是关乎其命运最为要紧的一幕吧？以后他没有再见过母亲，第二年他母亲“因贫病去世”，而他早已随军北上。

昌耀说“我从小深爱着我的母亲”。当他长成“懂事少年”，却那般决然地逃离母亲，弃家而去。他处于叛逆期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谓强烈；但是其出走，不会没有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多少年过去，昌耀经历了他的整个人生，病榻之上、垂亡之际，他告诉他的红颜知己：“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这句话，大概，可以被认为其少小离家动机最终的诗意表述。他挣脱母亲和家园的方式，实为一次投身……昌耀自己则愿意用“过继”这个词——还是在那篇“后记”里，昌耀说他曾“在1953年写给北京一位叔叔的信里称‘D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这是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最为典型的用语，而昌耀将它们写进家书，则是一派衷心流露，当真就这么认为。“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简略”，他接着说，“我于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我最后一次离开朝鲜是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只为我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两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以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Y派’……”

入伍以后，他一直就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即使作为一名被招聘的国家干部参加大西北开发到了青海，其日常作息依然受到严格的管控。进入青海文联以后，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文艺青年一起待在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里，那儿属于省文联的办公小院，周日休假可以外出，晚七点前则必须回来，否则会按违纪论处。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样式，正是那个时代体制约束的一个缩影。他的青春年华被时代的政治规定性塑形，沿着身着志愿军军装入朝作战，携带的“武器”却是军鼓、曼陀铃和二胡这样的轨迹，成长为一个赞歌诗人。

昌耀属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出道的那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年龄仅比共和国的年龄稍晚一点点。1953年，他在上海的《文化学习》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他开始写作练习的时间则一定还要早，或许正是在战火中的朝鲜。1954年，他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河北文艺》杂志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个诗人的出道，被认可，在那个年代，惟有顺着体制给出的途径——惟有通过各级刊物的正式发表，惟有加入作家协会……当然，也惟有以体制规定的笔调去写，以体制规定的嗓音去歌唱——这颇似“晚七点前必须回来”之类的“守则”。

昌耀忠诚地执守于体制里那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岗位，自认并未违背什么“守则”，然而他有如格里高尔·萨姆沙或约瑟夫·K的遭遇，却意想不到地展开了。对待触目惊心的“反You”运动，就像对待之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昌耀有一种不去引人注意的淡漠（或许，他性格里的专注和一意孤行，全都给予了对诗的琢磨）。他不曾有过自以为“诤友”的言论，在伟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他还是觉得事不关己，仍然常常因写作而熬夜，又往往在第二天中午补觉，以至睡过了头……直到1957年7月的某个午后，他被人叫起，半醒着来到文联会议室鸦雀无声的人们中间，猛然看见他的《林中试笛》被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墙上，他这才愣怔而一下子惊醒了。

惊醒的昌耀却正沦入他此生的噩梦。《林中试笛》被加了“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的编者按，特意“正式”地发表在1957年第八期的《青海湖》上，继而引来了批判文章。11月20日，定性昌耀为“You派”和“异已分子”的《结论材料》下达，他被送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三个月，地点在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下若约村。

噩梦的另一部分是昌耀始终都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获罪，以其顽固执拗的脾气，必会有受家长冤枉的孩子似的反弹，而这又迅速加剧了噩梦。在下若约村，昌耀一边用劳动洗刷自己，一边写下了近万言的“辩护书”。他的弄不清状况还在于，自认为依然是国家干部，依然享有生活的权利，不出工的时候，还会在借住的藏民家里摆弄乐器。很快，一天夜里，湟源县公安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昌耀被押解到看守所成了囚徒——“管制三年，送去劳教”。三年过去，劳教期满，昌耀仍然以戴罪之身被强制劳动；转过年，法院觉得出错，针对其劳教发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文书，昌耀始终身在其中的体制却周转不灵地还是把他当成一个被劳教者，予以重体力劳动的惩罚，直到1979年……

1962年，昌耀又写了近两万字的《甄别材料》为自己申诉，曲折地企图通过亲戚和朋友关系递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当年的9月23日，昌耀如他在那天深夜写于旅邸的诗作《夜谭》所述，随“搭乘的长途车一路奔逐”来到“谁也不再认识我”的省会西宁，也是为了专门送上他的申诉，然而投书无门。想象那个情境，或许跟卡夫卡短篇《在法的门前》的开头一样：“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于是——

今夜，我唱一支非听觉所能感知的谣曲，
只唱给你——囚禁在时装橱窗的木制女郎……
（《夜谭》）

囚禁中的木制女郎，不过是昌耀身份的镜像。他这个被囚禁者的身份，甚至在1965年9月被摘去“You派”帽子后依然如故。至于怎么就不再是“Y派”了，就跟怎么成了“Y派”一样让昌耀弄不明白。明白无误的是，从青海省第一劳教所到祁连山腹地的八宝农场，再到青海湖南边的新哲农场，他照样活在他的苦役和流放生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