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在本篇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基于现实世界的认知，辨别在纷杂的现实生活中，什么是恒定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尤其对“什么是恒定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想听听于丹的高见。
但于丹“先说一个题外话”。先说高僧法磐对乾隆皇帝说长江中只有“名”、“利”两只船，再说司马迁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说许由让天下的故事，直到又说了一个“挂画”的小故事，还是不见对“恒定”、“本质”的高论。
于丹正像那个“挂画”的人，为了钉钉子，先要做木楔子而去找木头，然后又找斧子、找锔子，找来找去竟然忘记了找这些是为了做什么了。于丹指出这个故事的寓意：“我们终日忙忙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我其实很怀疑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但于丹在滔滔不绝的论述中竟然忘记了开门见山的论题，让我相信那不仅是个寓言，现世报的例子就在眼前。
于丹继续发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所以，人需要看清自己的目的，看清自己的方向，看清眼前的权衡。”当读者被于丹的演讲“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番话真是于丹自道也。
这个故事和于丹正在论述的主题并没有关系，好像仅仅是用来证明于丹就是论述逻辑混乱的典型。于丹真正要讲的是“超越”，要想“超越”就必须先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于丹用“许由让天下”的故事来说明许由是如何淡泊名利的。
于丹说“尧被中国古人认定为圣人之首”，其实于丹不知道的是称“尧舜之道”的只是儒家，连墨家都嫌弃尧舜迂阔而尊大禹，庄子更是“剽剥儒墨”的，他这位“中国古人”就不买尧的帐。即便在这个故事里，也把尧描绘成一个太阳出来还举火照明的做无用功的人。尧觉得许由这个人比较贤能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拒绝了。
许由拒绝的理由有三：一是，“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许由认为尧把天下治理得已经够好，不用自己去治理；第二，“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许由认为自己现在代替尧，因为不需要治理天下，所以仅仅是个名分，没有实际意义；第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许由只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就满足了。
这三个理由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尧治理天下很好，所以接替尧将仅仅是个名义，为许由不为，所以还是过着现在的平淡生活为好。但其核心却是“名者，实之宾也”，所以陆永品说此段文字寓意“圣人无名”。但这个“圣人无名”的前因是不是“淡泊”呢？我们可以做个推断，假如尧把天下搞得一团糟，许由会不会接受禅让呢？至少“天下既已治矣”这个最充分的理由不存在了，而许由或许会为天下苍生而接替他。许由把天下治理好了，就有了治理之实，同时不可避免地而有了治理之名，可谓“名至实归”，也就不存在“吾将为名乎”的问题了。至于那时候的许由如何生活，则取决于他的个人情操了。
我们做这个假设的目的，是为了看清楚许由让天下的根本原因，不是“淡泊”了名，而是反对“名实不符”。所以得到名与不得到名，都不是许由的关注点，他关注的是天下的形势以及个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名”与“不名”，都与庄子思想无关，我们知道，庄子说的是“圣人无名”，在庄子哲学里“名”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即便是对“名”的淡泊，也还是“有名”。在“有名”的层面是不可能理解庄子的“无名”的。
对于个人生活状态也是如此，并不在庄子哲学的研究范畴之列，我们无法从《庄子》中找到关于庄子喜欢好的生活还是坏的生活的文字，就是这个道理。于丹说的“活得好比怕死更强”的观点完全是不理解庄子思想的臆断，现在结合于丹把“无名”理解为“对名的淡泊”来看，于丹犯的是一样错误。也就是说，在于丹的认识层面，庄子思想永远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释。用于丹的说来说，这叫境界问题。
所以，于丹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淡泊为大”，而不知庄子哲学根本无所谓什么“淡泊”与“不淡泊”。于丹继续沿着“淡泊”论述下去，我们看他理解的“淡泊”。于丹说：
“我们想一想，人生有涯，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吃多少饭呢？能占多大的面积呢？人往床上一躺，你睡觉的地方也就这么大，不管你住的是300平方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方米的别墅，你实际需要的空间跟别人都一样。”
我第一次听说这句话，是一个小企业老板埋怨员工不理解老板的辛苦，说自己无非吃三餐饭，睡半张床，现在的资产几辈子花不完，还这么辛苦经营，“不就是为了企业能发展、员工有饭吃吗？”这些表白在于丹看来可能又是“名利的堂而皇托之的词”。对于生活有保障或者富裕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话多少显示点境界，但对于穷人来说，这样的话不过的精神安慰罢了。
庄子描写的许由的时代是治理得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连许由本人都觉得没有发挥才能的必要和空间了。在那样的理想社会下，人们当然不会为吃住而发愁。那当然只是庄子的寓言，人间从来就没有那么升平过。包括今天，贫富差距也不是个小问题。对于刚刚满足吃住条件甚至还满足不了这些基本条件的穷人们来说，如果信奉了这样的生活哲学自然就会安于现状、息事宁人了。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达官贵族无不希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能够死心塌地满足于仅仅有吃有住而已。
构建和谐社会是时代的要求，而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国富民强。没有哪个国家把仅仅满足吃住作为目标，我们国家的“共同富裕”、“奔小康”，如果按于丹的理论，岂不有点浪费资源了吗？“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吃多少饭呢？能占多大的面积呢？”无非做个自嘲，真拿来当真，必然是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败家子。但于丹极力宣扬这一思想，并且忽悠得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大境界，目的何在？于丹这一理论是受欢迎的，尤其对于一些目光短浅的企业来说，甚至具有使用价值。这些老板多么希望自己的员工对报酬的要求仅仅满足于够吃够住足矣且又不闹事加薪啊！如此这般对员工洗脑真是大得老板欢心。
于丹不满足对穷人们的精神抚慰，还要彻底从“价值观”上洗脑。于丹说：“生活的大道理，人生的大境界，有的时候，都是从生活中的最细微处去发现、去感悟的。”她讲故事说道理，说帕瓦罗蒂就是在听到婴儿哭泣之后受到启发而学会了用丹田之气唱歌的方法，从而得到歌唱艺术的飞跃。然而，这个故事只能够说明做生活有心人，触类旁通为我所用而已，与大境界小境界实在没有关系。帕瓦罗蒂从婴儿的啼哭领悟到“生活的大道理，人生的大境界”了吗？略受技巧上的启发，离境界万里之遥。
于丹启发我们从“跑步比赛”中发现“大境界”。她说：“一个跑步比赛，不管是一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听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只有当冠军冲过了线，掌声才会响起。所以，落后的运动员听到的掌声比冠军要多。”
这是个荒唐无稽的故事。落后的运动员听到的掌声就比冠军多吗？掌声响起那一刻，冠军听不到？还是在掌声结束之前冠军失聪了呢？冠军一点也没有理由耽误听掌声，并且他知道那掌声是给他的。这一点落后者也是明白的。作为失败者听到再多的给胜利者的掌声，又有什么好欣慰甚至自豪的呢？何况也不可能比冠军听到的掌声多，听到的也是别人的。
但于丹就觉得，落后的运动员不该计较失败，你应该为自己听到了更多的掌声而高兴而满足，尽管这掌声是给别人的。穷人吃不到山珍海味也没关系嘛，富人们酒肉之香不是已经飘过来了吗？甚至他们还没吃的时候，你已经提前闻到了！这种安慰居然还起到了效果，多少大半辈子清苦的老人家从于丹的演讲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甚至觉得“于老师讲出了生活的真谛”。如果生活的真谛真是如此，我一定给他们真诚地祝贺。
在消极麻木、自欺欺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不思进取，连改善生活条件的必要都放弃，这就是于丹推崇的“超越”，这就是于丹宣扬的“大境界”。
无论与“大境界”毫无关系的帕瓦罗蒂的故事，还是自欺欺人的落后运动员的笑话，都与庄子思想无关。这“心得”与《庄子》有什么关系，而偏偏要冠以《庄子》之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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