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之亡,亡于儒。君君臣臣,不居君位不思君事,一套方案不管用了,要么不用要么就坚持着错的。国家没有备选方案,没有人思考前辈的过失,没人思考各种国家问题的根源,更没有人能提出解决方案,国家没有纠错机制。疲于解决陆续浮现的新问题,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多。
没有中书省为皇帝的国家建设理想服务,皇帝要承担起组织政治决策的任务。国家的方向规划,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制定都由皇帝亲自负责,亲自决策。皇帝不仅是国家代表,还是政治决策的负责人。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之时只有一个由皇帝亲自画出的图纸,而没有一个随时等待着先前的政策不合乎实践时,站出来改变现状的领导团队。所以细究起来,明朝灭亡是因为国家治理方法不对,还是政府运行方式不对。
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治理之法是一脉相承的,即经济上重农抑商,文化上发展儒家,政治上向中央和皇帝集权。但是各个政府的运行方式是各有区别的。是对国家治理方法的认识,引导着政府运行的发展,明看似亡于腐败和迟缓的政府运行效率,但实际上是亡于封建文化。治理方法的改变能暂时的改变封建王朝的颓势,但不可能彻底的扭转。
明朝的时代,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一直没有达到能够推动国家结构变化的程度,而且封建王朝以其自我改良的能力和更新换代的特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是适宜。因此通过改变国家性质改变社会颓势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对政府运作调整才有争取富强的可能。
改变政府运作条件等于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改变利益分配方式,也就等于向旧的既得利益者宣战,所以改革者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必须要撬动新的利益阶层出现,以达到政治的运作制衡,在此基础上推动新的治理之道,达成此消彼长的局面。旧势力不会随意的让出自己的利益,必须要让他们不得不让。
明王朝皇帝是孤立于文人阶层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宦官的力量。皇帝本身的力量是弱小的,尤其是新的皇帝,继位于群臣的扶持,而不是携带权力向旧皇权裹挟的时候,作为儒派文人的文化世界,以权势为手段的行为是坚决被排斥的,不仅为群臣排斥、更为老皇帝排斥。嫡长子继承制,躲避了权力斗争的可能,但是实质上为国家祸乱埋下可能。而宦官阶层,由于受文化条件和心理条件的限制,这些人都是严重的短视和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会从国家角度思考,而只从自身或者皇帝的利益出发,这对于国家的稳定是极其不利的,而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文人阶层和宦官阶层之中夹杂一个弱小的皇帝,而皇帝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代言人,以及代言人选择机制,这为明亡埋下祸根。
文人阶层是极其复杂的阶层,他们包含着极其矛盾的内部思想结构。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员,伴随着仁义道德理论实力,复杂的官场斗争让他们产生官场非常有用的保身哲学,仁义道德的理论基础成为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的实力。这样一个群体注定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政体变革的革命性力量的,但是由于其巨大的数量和内部斗争的属性,这支力量的一部分是可以利用和依靠的,但是坚决不能以他们的观念为革命理念的,因为他们的观念只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
科举制为国家选出大量的士子,这些人将是国家政治的主体。但是由于科举制的特性,教育依然在向精英集中,寒门子弟很难进入这个政府官员的预备营,政府权力越来越集中与政治团体。
此时对于国家最重要的管理哲学应是经世致用,实践有效的理论才应该被拿出来讨论。而真正在创造价值的人,往往在政治斗争中是弱势的。但只有这些人才能成为国家变动的中心。
明朝皇帝要想振兴国家,必须为文人派制造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捕捉经世致用的人才,钻入各个国家部门的核心,形成真正的变动势力。在明王朝只有对多数人有用的统治者意志,才能被有效推行。
从后人角度思考前朝往事,虽然跳出来前人的框框,但是难免也会陷入当事人的局限性里,所以我们要站在当时人的角度通过古人的事迹磨练自己的认识能力,这样才能给现下的人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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