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有了天圆地方之说。而人立于天地之间,人道的玄机也就隐藏在这方圆之间。
老祖宗的做人智慧就藏在一枚铜钱中。铜钱圆形,内部是一个方孔。做人应当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
清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做人要“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其实这就是对 “内方外圆”的解释。
方是规矩,是准则,是框架。它规定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更规范。没有方,世界便没有秩序,便失去约束。
圆是通融,是弧线,是润滑。它要求人能适应,会变通,左右逢源也可偶一为之。圆没有角,圆不伤人,当然也不易自伤。没有圆,世界的负荷太重,便不能自理。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
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趋炎附势之人,纷纷说:“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
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为什么这样说?”任座回答说:“大王您获得了胜利,攻下了城池,没有按功劳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马上下令,将任座赶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位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说:“古人经常说,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王听后,立刻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大多数官员是“只圆不方”的人,没有原则,没有操守,属于世故小人;任座则是“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这样的人难免受到挫折,甚至杀身之祸;那位大臣就是“内方外圆”的人了,既没有抵触对方,又帮别人化解了矛盾,让对方很受用。
如果一个人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只方不圆,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有碍。
但是如果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只圆不方,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也必然会使别人心生疑虑,处处提防,最终将众叛亲离。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个军队有自己的纪律条令;一个企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一个家庭有自己的规矩习惯;一个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这些都是”方“。这种“方”犹如一个大厦的钢筋水泥结构和一个人的骨络,是大厦和身体赖以存在、支撑和站立的基础,这就是“有圆无方则不立”。
一个民族,一个人为人处事,只有圆,没有方,处处“打太极拳”,讲话态度不鲜明,让人摸不着头脑,模棱两可;行为上不果断,犹犹豫豫,则让人觉得过于圆滑,没有个性或缺少魄力,很难真正在社会上面成就一种事业。
反过来,只有方,没有圆,为人处事之死守着一些规矩和原则,毫无变通之处,不懂得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则流于呆滞和拘泥,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比如,古代成语中有“郑人买履”的故事,古代郑国有个人鞋坏了,想买一双新鞋,便量了自己的脚,记下了尺码。上市场,却忘记带尺码。别人告诉他:“用你脚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郑国人很严肃地摇摇头,执意回家拿尺码,只知道量好的尺码,却不知道尺码是从脚上量出来的,只知道条条框框却不知道犯了拘泥刻板的毛病。如此之人是多么可悲。
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在方形的容器里就是方的,在圆形的容器里就是圆的,这就是“随方就圆”。
“随方就圆”作为古人做事的智慧,指的是当方则方,当圆则圆,既勇往直前、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圆融自如。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吐露心声:“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曾国藩同样对于很多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但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面上还是要随大溜,一个不字也不讲。因为曾国藩能“随方就圆”,所以做事成功,成为有大事功的人物。
一根筋,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往往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只有“随方就圆”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善于做事的人,会把那“口”字变成圆圈,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不善做事的人,事后只会留下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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