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于《艺概》中论：“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诚然，姜夔、辛弃疾作词之才鲜有人能及，实可称其为权威大家。但即便如此，总有不受用之辈。儒雅书生爱白石之温润风流，血气方刚之士喜稼轩之豪气干云，互不对付。
文学艺术之类，本不是为迎合大众之各种口味而作。世人审美之意趣差异之复杂，使得每一文学艺术之创作，享盛赞之时，也不曾逃脱过否定与唾弃。晚唐五代之花间词派，辞藻艳丽，色彩华美，然不少人贬其伤于柔弱，过于雕琢。齐人辛毗讽刘逖之辞藻如盛开之花，不久即凋。但花间词派欣欣向荣依旧，其对后世之深远影响，功不可没。
古时之文人墨客，有如八大山人朱耷，茶余饭后悬腕挥就之文字，幽居山斋恣意泼洒之画幅，皆因一时兴致恰到好处，为抒发内心之真性情，真个性而作，作时唯以自身为标准。写完画完，长吁口气，轻松自在，心满意足方可，哪里去担忧多少人不能解其中之真味呢？
烧菜时，酸甜苦辣，样样兼顾，口味定是灾难。刻意迎合大众之复杂口味，便少个性，少风韵，沦为四不像，有如晴雯倏地规矩起来，似袭人一般乏味。苏辙十年闭门不出，将身心沉浸于文学之中，无心迎合他人之口味。如此，古人于文学艺术，心无杂念，专一本真，皆形成独树一帜之风格，成各流派之名家权威，经千年淘洗，依旧鲜活。
若一味迎合，最终只得沦为匠人，要直便直，要曲便曲。技艺无论炉火纯青至何等高度，终非大家之境。然放眼今之众人，却生怕讨不得哪怕一方之欢心，恨不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也是痴了。
清代吴敬梓与袁枚，一向诟病对方之文风。吴敬梓将人情看得一清二楚，文字严肃理性，于袁枚，却是无情致；而袁枚率性文字却又为吴敬梓所唾弃，称之为“轻薄之叛逆”。然他俩从未想过改变，雷打不动，坚持一贯风格。这般“固执”与“骄傲”，才是权威大家之风度！
江浙有民谣，歌曰：“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然四月天从未想过去迎合谁，今日想放晴便露点阳光，明天却又飘点雨点起来了。而文学艺术之领域，亦乃四月天。你只求己心安适满足，少迎合，便可自成风景，欸乃一声，开出豁亮天下，绿水青山原来一直无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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