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之世的纵横之士

作者：凌琪

  纵横二字，开阔峻朗，英雄气概。清代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二字，既揭示了战国七雄或连横或合纵，东征西伐，南北结盟，中原问鼎，天下鼎沸的政治形势，又形象地描绘了纵横策士们或著书立说，或健步奔走，或疲于奔命如丧家之犬，摇唇鼓舌，吐沫四溅，努力售卖和兑现聪明才智，博取功名利禄的生动景象。   

    纵横捭阖，调和鼎鼐，周游于各国宫廷与权贵之门，这个流星雨一样的特殊阶层以卓著的才华、旺盛的创造力与嬉笑怒骂的生命力所谱写的华彩篇章绚丽至极却转瞬即逝，在地球上其他时空中从未再现，却令后世尤其是读书人无限神往与缅怀。

    纵横之士与纵横之世互为因果，相互催化，加速了一个崭新的“六王毕，四海一”的时代的到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当那位沛县小流氓最终以盖世气魄吼出大风歌的时候，英雄时代其实已经落幕，更暗示着“郁郁乎文哉”的古典礼仪时代在道德失重的历史通道中无限下坠的最终结局。

    一、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８至３世纪，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代。如同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在洪荒草昧中为生存而艰苦奋斗的人类有了一次智识劳动的分工，一些人开始仰望星空，开启了理性萌发的文明之旅。   

    为什么人类在不同地域，几乎同时取得重大文化成就？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尤以德国学者Ｋ·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影响最大。他认为：世界各个区域的文明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地区分别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非凡的文化人物。   

    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等问世，佛教、耆那教等开始创立；在波斯，相传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犹太教先知四处游走，传经布道；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更是贤哲辈出，先有荷马、赫西俄德，后有所谓以泰勒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继而出现了巴门尼德、希罗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在中国呢，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诸子百家相继出现——他们是耀眼的明星，以大片星云，即士阶层的出现和勃兴为背景。

    宽泛地说，中国历史应对“轴心时期”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诸子百家是中国在“轴心时期”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东方世界从此有了文明高台，并不断辐射流布，影响深远。诸子百家来源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士”。“士”，上古掌刑狱之官。先秦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也是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之一。春秋时，士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战国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读书人。

    无论东土还是西洋，公侯伯子男，后代如何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那都是第一代贵族抛头颅洒热血以军功挣来的。士作为低级贵族，原意亦指武士，文士属于衍生，文士在暴力时代是从属于强力者的，必须依靠最孔武有力的头领来分配或施舍生活资料，是被保护者。所谓强力者的层级，即为贵族等级。

    无论是西洋的骑士，还是东洋的武士，都涵盖于武力贵族的侠义范畴之内。西洋和东洋的贵族身份从本根上说，贵族的起源都是杀伐与暴力，或者是承袭祖先的杀伐暴力。在“士”的发育中，骑士与武士继承了武勇传统，而中国“士”的发育则走上另一条路。

    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乏，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西汉·刘向《战国策书录》）——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大势。

    如果说此前“天子之命，犹有所行”（战国策序录）的话，怠至战国，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制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顾炎武说过，“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齐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礼制崩溃，王纲解纽，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礼崩乐坏如癌变扩散。总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相互关系”（马克思）。

    刘向在《战国策续录》中继续说，“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正是在礼崩乐坏的末世景象中，“士”找到了自己的气候和土壤。

    若以中华文明五千年计（主流学术观点），这一时期也刚好是中华文明行到中途的转折点，类似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衰亡在欧洲的历史意义。不同的是，春秋战国因松散的诸侯国联盟的瓦解而产生的社会活力并没有在罗马帝国出现。这可能是日耳曼等北方蛮族的共同特征都是粗鄙无文，他们以贪婪、残暴为武器，毁灭一切，而蛮族建立起的国家规模小，人口少，无论是财富还是制度文化的积淀都不足以支撑一个专业的读书人阶层。

    中世纪的罗马帝国以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故能够建设一系列的宏伟工程，在开疆拓土的战争中能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到了中世纪，世界变成了一盘散沙，罗马的废墟上的国家是野蛮而幼稚的封建小国，更为自由、自治，更为松散，只有一些小国王、小封建领主和骑士，他们依靠契约，或者是封建义务来维持彼此的利益关系。像狮心王查理的十字军东征，只能身体力行，亲临战阵，靠道德感召集聚人员和物质。骑士成为扁平社会的最有尊仰的底层特权阶层，成为社会的重要中坚力量。而断文识字的则是教士阶层，没有纯粹的读书人阶层。再看城邦林立的希腊半岛，古希腊有普遍而发达的政治哲学，却没有“纵横之士”。所以说，战国时代的读书人纵横天下的情形为东方帝国所独有。

    三、天下第一碗励志鸡汤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

    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这才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天下第一碗励志鸡汤。

    小时候在夏日星空下乘凉，听一位慈祥而饶舌的识字不多的看门大爷“呱蛋”，被灌输了不少儿童不宜的下流笑话，幼小的心灵由此造成了严重的扭曲和伤害。苏秦配六国相印的故事是他肚子里为数不多的算不上糟粕的东西，可见，苏秦配六国相印的故事有多么大的影响。

    在周天子都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代，诸侯国的存亡兴衰更如同雨天池塘的水泡，幻灭无定，方生方死。统治者在热战交织着冷战的精神紧张与焦虑中，求贤若渴实乃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实用主义需要。“士”，成了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和命运前途的战略储备物资，等同于国家实力、战略优势，甚至直接等同于战斗力，如同原油和铀矿石，而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无疑就是原子弹。

    士，源自春秋时期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儒家学派滥觞。到了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待价而沽。《墨子》第一篇《亲士》开篇第一句就是，“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可见当时养士风气之盛。

    一大批士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游说人主，入朝干政，或取卿相之位，或建不世之功，或立不朽之名。随着战国七雄的暴兴，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狂飙突进，也就是必然的了。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聚徒讲学如同那个时代的民办高校，诸子百家如同不同的专业，市场就业率和薪酬回报最高的专业无疑就是纵横家了。纵横家没有留下多少思想精华，却是当时最炫酷的专业。

    纵横家是怎么来的？《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当时的外交官。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行人之官”已经非常众多，那些善于辞令的使者路烛之武、展喜、屈完、吕相之徒，结尾行人之官。到了战国，行人之官已成为纵横策士阶层。

    “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反而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纵即合纵，即山东六国南北合成一条直线，结成联盟，齐心抗秦。衡即连横，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各国，东西连成横线，攻击其他各国，以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中国。

    李斯不是纵横家，却是士的形象代言人。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由于韩人间谍郑国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李斯的故事不仅关乎纵横捭阖，更关乎“士”与“士”之间的搏杀与反搏杀。士靠智力换取爵禄富贵，以求飞黄腾达，但其风险往往不亚于冲锋陷阵。

    四、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小儿科

    希腊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方阵，都是两军对阵，扎硬寨打硬仗，从《高卢战纪》一类西方典籍中，我们看不到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类的小聪明，更看不到“参谋长”，或是“智囊团”的影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美人计空城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等等后世拼凑的三十六计确实厉害，如果当时派出一个“参谋团”，田忌赛马或是宋襄之仁几个典故的主角去，几个人就足以改变欧洲历史了。显然，这对于同时期的欧洲来说，那可是革命性的军事思想。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就是革命性的军事思想产生革命性战斗力的典范。前两天看了一段高晓松的视频，他说蒙古人当年横扫欧洲，以简陋的蒙古矮种马轻骑突破欧洲联军的重甲骑兵，就是一招，侧翼包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实用主义者固然可以嘲笑宋襄公的迂腐，其实，他嘲笑的是延续千年的贵族精神，谋士公孙固的谋略胜算，不过是道德底线下移而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优势。当然也应该说公孙固的建议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时移势迁，堂堂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显然跟不上时代了。抛开战术而言，很难说这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时代的进步并不意味着道德的提升，非但如此，往往是以道德的堕落沦丧为代价的。

    “奸邪之人，诈伪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说白了就是“无耻是无耻者的通行证”。很难想象孔子的门徒中，有鸡鸣狗盗之徒，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他们也被有着深邃远见的公子们作为战略储备，好比化学武器和生化武器，关键时刻有奇效。

    可以说，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政治学的厚黑熟烂程度而已，已经进入了马基雅维利时代，比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1469年-1527年）的出现要早将近两千年。可惜的是，早熟往往和早衰联系在一起。

    五、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这似乎是两个并列的现象描述，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这从国家和个人层面描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哪里有更好知识分子和人才优待政策哪里就是归属，说不好听的，就是有奶便是娘，没有道义、忠诚、信念可言，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考量。这种氛围刺激了社会的活力，但最终会毒化社会的深层伦理。

    文质彬彬，礼仪规范，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观念早已风流云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果他从坟墓里爬出来看到这么一副末世景象，只能气得一缩脑袋继续躺回原处。

    相比之下，同样源远流长的骑士与武士文化，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公正等，虽然也与时俱进，历经千年却没有经受染缸式的熏染。

    在西方中世纪，一个男孩成为骑士，最初要跟随领主夫人担任侍童、学习礼仪，之后要学习“骑士七技”（游泳、投枪、击剑、骑术、狩猎、弈棋、诗歌）（这和孔子的六艺何其相似啊），又要为领主或负责训练他的骑士工作。成为骑士后，他要遵行“骑士精神”，例如效忠国王或领主、保护教会和妇孺、锄强扶弱以及英勇作战等。东洋武士同样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的信念。

    无论日本武士，还是西洋骑士，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也就是说，你不仁我不义，双方都有约束，彼此相互忠诚又各有独立人格。从这个角度看，“士”与他所效忠的阶层都有道义上的疑点，这种疑点甚至是灾难，在大一统王朝最为醒目，例如秦汉明清。

    士的崛起，其代价是武士精神的没落。从一个角度看，这是文明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必不是以武勇、荣誉、诚信、尊严等古老精神的衰败为代价的。

    几十年前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涌起，很多读书人下海经商。一个记者朋友擅长策划，见个老板就说“给你做个策划”——现代社会是过往一切的后果和总和，除了残存的诸子百家，这恐怕就是当年众士如云唱大风的英雄时代落实在现实生活的一点点回光返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