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起帕蒂，是因为友人刚在曼彻斯特看完一场至今为止令她最难以忘怀的演出，这场演出的主角正是已经72岁的帕蒂。想起来我们几年前刚认识的时候是帕蒂的《只是孩子》刚出版的那一年，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夜关于罗伯特和帕蒂，关于垮掉的一代，关于切尔西酒店里那些自由歌唱的精神领袖，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六年多。在演出现场的她传递给我当时的影像时，我的精神又历经了一次巨大的轰鸣。在这个曾经的天才们相继陨落的年代，我们究竟还能面对谁歌唱。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到洪堡公园沿着草原河散步。一间老船屋、一个圆顶棚、一座石拱桥，记忆很模糊，就像玻璃盘子上的印痕。河在峡谷处流入一片宽阔的淡水湖，我看到了水面上的一个奇迹，一条弯弯的长脖子从一团白羽毛中升了起来。
......
天鹅与天空融为了一体。我还在奋力寻找词汇形容我对它的感觉。天鹅，我不尽满意地重复着，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一种好奇的渴望，那是路人、母亲、树林或者云朵都觉察不到的。”
帕蒂在她的传记《只是孩子》的第一段写下了这段话，对天鹅如刺痛般的表达渴望后来成为帕蒂一切表达的源头，随后身为朋克诗人的她在音乐和文字里自由放飞着她缥缈的思绪。而这一切，在1975年前她的首张专辑《Horses》发表前，都暗地里进行着灵感的蓄积，这些蓄积悄然发生在爱情和贫困的交织中。
1967年，帕蒂搬到纽约，在这个如同北京一样拥挤着理想主义者和艺术家们的地方，帕蒂遇到了在她的一生当中极为重要的灵魂伴侣，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在聚集着艺术家们的切尔西酒店里，帕蒂和罗伯特用他们的画换得了一处栖息之所。切尔西的贫困生活激发着他们的爱情和创作。罗伯特持续进行着他的摄影创作，帕蒂热爱着兰波和威廉姆·布莱克，他们往来当时有名的CBGB酒吧和美术馆，因为穷困，帕蒂和罗伯特每每有想看的展览，总是攒够一个人的门票，然后把看到的讲给另一个人听。
和他们处境相似的还有一众迷人的朋友们，他们结识了詹尼斯·乔普林、艾伦·金斯堡、迪伦·托马斯、地下丝绒、鲍勃·迪伦等等。70年代是一场关于纽约的神话，就在一个富有创造性革命的十字路口，原本陌生的人神奇地互相吸引，他们聚集在一处交汇着对艺术表达的渴望，对世界不可止息的感知和触碰，甘愿为了艺术牺牲一切。
受到无数现场演出熏陶但毫无音乐功底和技巧的帕蒂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可以做一个音乐人，1971年，她开始在圣马可教堂表演自己的作品，将自己的诗歌配上电吉他伴奏朗诵，随后这种演出形式又延续到真正的音乐现场演出，一时好评如潮。就在这时，帕蒂唱出了那句著名的“耶稣是为别人的罪恶而死，而不是我（Jesus died forsomebody's sins but not mine）”，宣告了朋克时代的到来，那时的朋克摇滚还未成为一场运动，帕蒂也从未预料到自己会成为朋克教主。
1975年，《Horses》发表了，获得了国际盛誉，照片中帕蒂穿着白衬衣黑领带一头卷发的照片还是罗伯特给她拍的。帕蒂和罗伯特的爱情互相支持着对方找到了各自的艺术道路，在罗伯特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后，从爱人成为最为珍视对方的朋友。
1979帕蒂离开纽约前往底特律，嫁给MC5吉他手弗雷德·萨尼卡(Fred Sonic)。切尔西酒店和那些迷人的贫困中熠熠发光的片段都已经成为过去，罗伯特也在1989年因艾滋病去世，看似退出音乐圈的帕蒂在丈夫弗雷德去世后又重新回归公众视野。2016年，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帕蒂代表她的挚友鲍勃·迪伦出席，翻唱了他的《暴雨将至》。在颁奖典礼上帕蒂因紧张而忘词，她说这是她最喜爱的一首歌，这些歌词已经成了她的一部分，她只是无法把它们演唱出来。
尽管如此，许多诺贝尔科学家都认为帕蒂的表现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挣扎的一个隐喻”。摇滚传奇向另一位摇滚传奇的致敬就这样发生在了诺贝尔的颁奖舞台上。这些在乐迷们心中伟大的传奇人物逐个走向了他们的暮年，然而强韧的生命脉动却生生不息。
帕蒂乘坐着时光列车，一路经过那些她失去而不可复得的人，正如她在纽约客的采访中所说：“所有我所见过的、经历过和记住的事情都会与我同在”。对我们来说，这些我们未曾经历的也将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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