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十讲》里面提到这么一件事：苏轼跟兄弟苏辙一起参加完最高级别的考试，也就是皇帝亲自组织的“御试对策”以后，取得了优异成绩，于是按照惯例，要任命这哥俩当官。
当官嘛，要有委任状，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让王安石来写。可是王安石认为苏辙水平不够，虽然考试成绩过得去，但是不具备当官的能力，于是他仅仅写了苏轼的委任“制词”，却坚决不肯写苏辙的。
按照当时的情况，王安石的职责是知制诰，也就是专门为宰相起草各种文书的，跟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差不多。宰相根据“御试对策”的成绩，下达了任命通知，可是秘书不肯起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反对意见。
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王安石是有这样的权力的，我不同意，我就不写。宰相没办法，又不肯改变任命，只好换一个人来写。
这有点超出了我的常识，宰相那是绝对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且当时是在宋仁宗的监督下进行的考试与阅卷评分，宋仁宗很喜欢苏家哥俩，让宰相给他俩安排官职，居然一个负责起草委任状的知制诰，就能给顶回来。
都说违抗圣旨要杀头，可是宋代并没有这样的惯例。按照《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的说法，在明代以前，尤其是汉唐时期，宰相的权力是很大的，完全具备了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条件。
这一点在唐代表现特别突出，并且是用制度进行了保障。皇帝的诏书，由中书省拟订，然而拟订完的诏书，却不一定能够发下去得到执行。因为这个诏书拟订仅仅是第一步，拟订好以后，需要交给门下省审查，如果门下省认为不合适，那就对不起，您拿回去重写。
钱穆的说法是，汉代的宰相只有一个人，天下大事都由宰相这个人来决定，但是唐代的宰相是三个人共同合体组成的。中书省下达诏令，门下省进行审查，然后尚书省负责执行，颇有点现在米国三权分立的影子。
宋代的宰相，权力就稍微小了一点，在皇帝面前也失去了坐着讨论问题的权力，不过大体还是唐朝制度的翻版，对于皇帝提出来的政令，是可以不遵守不通过的。
然而到了明代，宰相这个岗位就不存在了，虽然增设的内阁大学士，其岗位类似宰相，但是实际上的权力关系，也就是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和唐宋就有了本质差别。从表现形式上也能体现出来：回答皇上的问题，站着的时候不多，大体是要跪下了。
清代就更不必说，不但要跪下，还要口称奴才。按照钱穆的说法，根本就失去了宰相的一切，包括形式到内容，权力已经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里。
在看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前，也看过一些有关相权变化的资料，加上《苏轼十讲》里面提到的一些具体例子，我想相权从汉代慢慢演变到唐，到宋，又到明清，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可是换一个角度，相权的逐渐缩小，皇权的不断壮大，虽然确实是事实，但是从社会发展治理上看，并不能说皇权集中了就不好，最起码并没有变坏。
这样的事实，带来了一个问题：相权与皇权相对关系的此消彼长，其实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研究这个历史必然性的资料，既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就会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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