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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妓回忆录

苦妓回忆录

作者: LCBLLCBLA | 来源:发表于2020-04-16 18:06 被阅读0次

          客栈的女人叮嘱江口老人说:请不要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昏睡的姑娘嘴里。

                                                                                                  ——川端康成《睡美人》


          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给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我记起了罗莎·卡瓦尔卡斯,那个地下妓院的老鸨,当初一有新来的好姑娘她就马上通知信誉良好的顾客。我从未屈从于这一招或她的任何一个下流诱惑,但她还是不相信我原则的纯洁性。道德这事儿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她坏笑道,你等着瞧吧。她大约只比我小一点儿,多年没有消息,已经死了也说不定。但电话铃刚响一声,我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废话不说,我开门见山:

          “就是今天了。”


          我不用多说,因为远远就能看出:我丑陋、腼腆又过时。但我不想这样,于是努力往一切相反的方向伪装。直到今天,我才下决心坦然面对自己,即使只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我之所以从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说起,是因为从今天看回去,那是一段新生命的起点,而通常在这个年纪,多数人都已经死去。


          说白了,我就是个没优点没光彩最没用的人,若不是我随后要竭力讲述的这个我回忆中伟大的爱的故事,我将没有任何东西能流传后世。


          这说明——我现在这么告诉自己——从小我的羞耻意识就比死亡意识更强烈。


          几个月前我就预料,自己的生日专栏不会像老套的文章那样哀叹时光的流逝,而是正好相反:赞美年华的老去。文章开头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我想是那天之前不久:四十二岁那年,我忍着几乎令我窒息的背痛去找医生,但那并没引起他的重视。“就是您这岁数正常的疼痛。”他对我说。

          “这样的话,”我应道,“是我的岁数不正常了。”

          医生同情地冲我一笑:“我看您是个哲学家。”他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从衰老的意义上思考我的年龄问题,但转眼也就把它忘了。我习惯了每天早上伴着不同的疼痛醒来。随着岁月流逝,疼痛不断变换着位置和方式。有时,好像死亡的魔爪伸过来了,但第二天又会消失。那时我听说,人衰老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于是我想我必是注定了要永葆青春,因为我的这张马脸永远都不可能像我父亲那加勒比风格的粗硬样貌或是我母亲那带罗马帝国气息的面容。事实上,那些最早的变化缓慢到几乎难以洞悉,当一个人内心仍感觉一切如故时,他人却能从其外表察觉到改变的发生。

          当我年过五旬,发觉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空白,便开始想象衰老的样子。我会在家中四处寻找眼镜最后发现它就戴在眼前,会戴着它钻进淋浴间,还会在架起老花镜时忘记把近视镜先拿下来。有一天我吃了两顿早饭,因为我把第一顿忘记了。当我给朋友们重复讲前一周已讲过的故事时,他们都不敢提醒我,以至于我甚至学会了分辨他们警觉的神色。为此,我在心里列了一份熟悉面孔的清单,还有一份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在问候对方的时候,我却不能把脸和名字对上号。


          性龄问题从未困扰过我,因为我的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她们而非我自己,只要她们想,就知道怎么去做和为什么去做。现在的我会嘲笑那些向医生咨询的八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被某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坏了,却不知到了九十岁事情会更糟,但这并不重要:这是活着的风险。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生命的胜利:老人们在无足轻重的事上失去了记忆,但对真正感兴趣的事却很少迷糊。西塞罗一句话就将之说清道明:没有老人会忘记自己的宝贝藏在哪里。


          带着这般思索,我完成了专栏的初稿,此时,八月的太阳在公园的巴旦杏树林与内河邮政船间爆射出了光芒,那艘船因干旱而迟到了一个星期,正咆哮着驶入港口的水道。我想。我的九十岁到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不会试图去知道,自己为什么决定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电话,让她帮我用一个放荡的夜晚来纪念我的生辰,但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就是这么做了。多年来我让身体保持着圣洁的安宁,一心只在我的典藏书籍中重游徜徉,或是聆听我私人频道中的高雅乐章,但那天的欲望却仿佛上帝口谕般令人急不可待。打完那通电话,我便再也写不下去了。我把吊床挂在书房一个晒不到清晨阳光的角落里,躺在那儿,胸口被等待的渴望压迫着。


          还差四个小时。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我心中渐渐涌满了酸涩的泡沫,搅得我难以呼吸。


          从金线宫门前路过时,我在明亮的玻璃橱窗上照了照自己,与自我感觉不同,我看起来更老,穿得也更寒碜。


          快到十点钟时,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把我载到公共墓地,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实际上要去哪里。他饶有兴趣地通过后视镜看了看我,对我说,您别吓我,学者先生,但愿上帝能让我像您一样有活力。在墓园门口我们一起下了车,他没有零钱,我们得到拉顿巴去换一些,清晨的醉汉会在这家穷酸的小酒馆为他们死去的亲友哭泣。结清账后司机严肃地对我说:请小心,先生,罗莎·卡瓦尔卡斯的店连从前的影子都不剩了。我只好对他表示了感谢并开始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深信,对于哥伦布大道上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不懂诱惑的诡计,从前总是随意挑选夜伴儿,考虑更多的是价格而不是喜好,然后我们会做无爱之爱,多半连衣裳都不脱光,并且总是在黑暗中,好把对方想象得更好些。那一晚,我发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愉悦,便是在没有欲望相催、没有羞怯阻碍的情形下欣赏一个熟睡女人的身体。


          我在五点钟不安地起了床,因为我的周日专栏应该在十二点送审。伴着月圆带来的烧灼感,我准时完成了大便的排泄,在拉下冲水链时,我感到过往的怨恨都从下水道流走了。当我神清气爽地在卧室穿好衣服时,小姑娘还在黎明柔和的光线中仰面睡着,手臂摊开,身体摆成十字,从床这头伸到那头,完全主宰着自己的贞洁。愿上帝佑你守护它,我对她说。我把我剩下的所有钱,她的和我的,都为她放到枕头上,然后吻了吻她的额头,道了永别。这栋房子,如清晨时分所有其他的妓院一样,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从果园的大门离开了,以免碰到任何人。在炽热阳光下的街道上,我感觉到了我的九十岁的重量,于是便开始一分一秒地数算我死前所余夜晚的每一份每一秒。


          很久以前,报社下了命令,要求每个人都用机器写作,好方便估算排字机里的铅块数,令排版更加精确,但我始终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多亏了令人厌恶的最资深员工的名号,我才得以坚持原先的方式,先手写,再母鸡啄米似的把文章用打字机誊下来。现在我虽已退休但并未就此认输,尽情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可以把电话听筒摘下来免得任何人打扰,而且也没有审查员从背后窥探我写作的内容。


          我听进了她的哀求,但对年轻一词的理解实在太过灵活,因而从不觉得为时已晚。直到某个炎热的中午,我进错了门,走入了帕洛马雷斯·德卡斯特罗家位于普拉多马尔的宅子,撞见了赤身裸体的希梅娜·奥蒂斯。她是这家女儿中最小的一个,那时正在邻近的卧室午休。她背对门侧卧着,突然扭过头来看我,动作快得让我来不及躲闪。啊,对不起,我说着,心跳到了嗓子眼儿里。她微微一笑,宛如羚羊般优雅地转了过来,把整个身体袒露给了我。那一刻,整个房间都被她私密的友好充满了。她并不是完全赤裸的,因为她耳旁别着一朵橙色花瓣的毒花,就像马奈在《奥林匹亚》中画的那样,右手腕上套着一只金镯子,颈上还戴着小珍珠项链。我当时想,余生中再也看不到比这更撩人的了,而今天我可以证明自己想得没错。


          随着我们对彼此了解的加深,希梅娜渐渐地贪婪起来。当六月越来越闷热潮湿,她脱掉了胸衣和衬裙,这让人不难想象她在黑暗中所能拥有的毁灭力量。在成为未婚夫的两个月后我们便已无话可说,她默默地筹划着生子事宜,不停地为新生儿织羊毛衣物。作为体贴的未婚夫,我向她学习了钩织技艺,于是婚礼前所剩的无用时光便这样过去了:我给儿子织蓝色袜套,她给女儿钩粉色袜套,看看谁能猜中性别,直到所钩织的已经够五十个孩子穿了才停手。但在十点之前,我会爬上一辆马车到红灯区去,在活人的平安中过我的夜。

          红灯区为我举办的告别单身狂欢舞会和社交俱乐部中压抑的晚会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反差让我有机会弄清两者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世界,我幻想着两个都是,只不过在各自特定的时间。无论在哪一个里面时,我都会看到另一个像被撕裂般喘息着渐行渐远,仿佛两艘在远海呜咽分离的船。结婚前夜,在“上帝的权能”酒馆开的舞会包含了一个只有那位搁浅在淫欲中的加利西亚神父才能想出的终极仪式:他让所有的女员工都披上头纱、戴上橙花,在一场世界性圣礼中通通嫁给了我。那真是一个肆意渎神的夜晚,她们中的二十二个都向我承诺了爱和服从,而我则向她们许下了直至我入土之日的幸福和供养。

          我没能睡着,因为预感到了某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就要发生。从后半夜起,我就开始数算教堂钟表上时间的脚步,直到那可怕的七次钟声敲响——那时我本应该在教堂了。电话铃在八点吵了起来:漫长、固执、不可预测,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仅没接,甚至都没有喘气。快到十点的时候,他们开始敲门,最初是用拳头砸,后来则是熟悉而可憎的声音的叫嚷。我害怕他们不管不顾地把门撞开,但到了十一点钟,房子便处在大难过后的那种铺展蔓延的寂静中。我哭了,为她也为我自己,之后我虔心祷告,祈求此生与她不复相见。一定是哪位圣徒听到了我的话,希梅娜·奥蒂斯当晚就出国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回来,她嫁得很好,生了七个本可能是我的骨肉的孩子。


          事实上,整个下午它都在灼烧着我,仿佛衣兜里的一块炭火,但感动的情绪已经把我浸透了,使我无心用自己的辞呈给这个宴会泼冷水。我于是说,这次没写。主编非常不高兴,这个错误即便在上世纪都已是不可原谅的了。请您理解一下吧,我对他说,我度过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夜晚,醒来时恍恍惚惚。那您就该把这个写下来,他尖酸地说道。读者们一定很想得到第一手信息,好知道九十岁的生活是什么样,一个秘书插嘴道。也许那是个甜美的秘密,她说着,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或者不是?一道炽热划过了我的脸。妈的,我想,脸红可真把我出卖了。另一个光彩照人的秘书用手指了指我。了不起,您这么大岁数还能脸红,真优雅啊。她有失分寸的言语在我脸上有多添了几抹红。一定是个棒极了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可真是忌妒。她随后给了我一个吻,唇印留在我的脸上。摄影师们没有手下留情。头晕目眩的我只好把文章交给主编,告诉他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东西在这里。最后的一阵掌声让我发蒙,我溜走了,免得被他们当场发现那是我在卖了半个世纪苦力后的辞呈。


          我对动物没什么好脾气,就像对会说话前的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它们的灵魂都是哑的。我并不恨它们,但却无法忍受它们,因为我从未学会如何与它们交流。比起和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和一只狗更能互相理解——教它按时吃饭排便、回答问题,以及分担自己的悲苦——在我看来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黛尔加迪娜,黛尔加迪娜,你会是我亲爱的宝贝。 起床吧,黛尔加迪娜,穿上你的丝裙。


    老虎不觅远食

    我的小姑娘,在这世上我们两个孤独作伴。

    黛尔加迪娜,我的生命,圣诞节的微风已经来了。


          在找到出租车前,一场瓢泼大雨粗鲁地浇了下来,这样的雨通常会在五月到十月间把城市搅得一团乱,街道上的炽热沙土会变成凶猛的洪流涌到河里,并把所到之处摧毁殆尽。在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之后,那个诡异九月的降雨既是上天的恩赐,又充满了毁灭性。


          公园里雨水的轰响和大风的嗥叫越来越剧烈,突然,一道幽幻的闪电和同期而至的雷鸣携一股强烈的硫磺味儿浸透了空气,风击碎了阳台的玻璃窗,可怖的海洋风暴摧毁了门锁,冲入房中。然而,不到十分钟,风雨戛然而止。灿烂的太阳晒干了散满搁浅垃圾的街道,把热气带了回来。


          大雨过后我仍然感觉自己并非独自在家。我唯一的解释是,就像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会被忘记一样,有些未曾发生过的事也可能留在记忆里,仿佛真实发生过一般。


          一个人的年龄并不是他有多少岁,而是他感觉自己有多少岁。


          我本来还想带一个好点儿的花瓶和一束黄玫瑰过去,好把纸花的乏味气息驱散,但没找到一家还开着门的花店,只好去别人的私家花园里偷了一束刚开的六出花。


          司机提醒我道:小心,学者先生,在那栋房子里,她们可是会杀人的。我回答他道:若是为了爱就不要紧。


          我发现我那让每样东西都回归其位、每种事物都遵循其时、每个用词都符合其韵的偏执并不是有序思维的奖赏,与之相反,它是一整套由我发明的假象系统,为的是掩盖我天性中的混乱无序。安分守己并不是我的美德,而是一种对抗粗心大意的反应,我表现得慷慨是为了遮掩我的吝啬,我装作谨慎克己因为我满脑子恶念,我温和是为了不向自己被压抑的怒火屈服,我守时只是为了掩饰他人的时间对我来说多么不重要。总而言之,我发现爱情不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是黄道十二宫的一个星座。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试着重读那些在我年少时曾引领我的名著经典,但却读不下去。我陷入了那些当年母亲试图硬塞给我却遭我鄙夷的浪漫字句,通过它们,我才意识到,推动世界前进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并不是那些幸福的爱情,而是那些让人痛苦的爱恋。当对音乐的品味出现危机时,我发觉自己又老又落伍,于是向随意放纵的欢愉敞开了心扉。

          我自问怎么可以屈服于这种我自己激发起来而又为之恐惧的永恒的晕眩。我在飘忽不定的云朵间浮游,怀着弄清自己是谁的虚妄幻想在镜前与自己交谈。我的精神错乱不堪,以至于在一次十块水瓶乱飞的学生游行中,我竭尽全力才没有举着一块使我的真实境况——我为爱痴狂——变得神圣的牌板冲到最前面去。


          我最快乐的记忆之一发生在与那天相似的一个早上,当时我正要离校,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我怎么了?老师疑惑地说:哎呀,孩子,你没看到起风了吗?八十年后,当在黛尔加迪娜的床上醒来时,我又有了这种感觉,是同样的十二月带着它明澈的天空,它的沙尘暴,以及它在街上吹飞屋顶、掀起女学生裙摆的旋风准时回来了。在这个时节,城市获得了一种鬼魅的回响。在刮着微风的夜晚,人们甚至可以在最高处的街区听到公共市场里的叫喊声,仿佛它们就发自拐角处。十二月的狂风常常能让我们顺着朋友的声音找到散落在遥远妓院的他们。


          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幸福,幸福到会吻她的睫毛,轻轻地吻,直到某个晚上,仿佛空中划过的一道光芒:她第一次笑了。过了会儿,她毫无缘故地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对着我,略带不悦地说:让蜗牛哭的人是伊莎贝尔。我幻想着我们能进行对话,并为之兴奋不已,于是用相同的语气问她:是谁的蜗牛呀?她没有回答。她的声音有种平庸的味道,仿佛发出它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携带于体内的另一个人。所有的疑影都在那一刻从我的灵魂中消失了:我还是更喜欢睡着的她。


          你也一样,我带着某种怨恨说道,你是这个政府里唯一说话管用的自由党人。


          大门被封住了,封它的不是警察,而是卫生保健局。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们每个人的面孔,生怕认出了着衣的、清醒的戴尔加迪娜。


          整整一星期我昼夜都穿着连身工装裤,不洗澡、不剃须、不刷牙,因为爱情太晚才教给我,一个人是为了某个人才梳妆、打扮、喷上香水的,而我之前从未拥有过这样一个人。

          我喜爱这些自然而健康的生长,但那些人为的矫饰让我晕眩:假睫毛、涂上珠光甲油的手指甲脚指甲,还有与爱情毫不相关的廉价香水。


          我不慌不忙地砸着,但也没有停歇,在碎裂的巨响和有条不紊的陶醉中,我的生命被赎了回来。


          所以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可怜的孩子吧,即使忌妒告诉你是真的,不管怎样,你已经跳过的舞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但是有一点,别耍老头子的浪漫。叫醒她,用那根魔鬼因你的懦弱和你的吝啬而赏给你的驴屌把她干到疯吧。说真的,她发自灵魂地总结道,你还没尝过带着爱情上床的美妙滋味呢,可别这样就死了。


          七月初,我感觉到了自己与死亡的真实距离。我的心乱了步子,我开始从各方面看到、感受到那些确凿无疑的对结局的预感。其中最清晰的一次来自在艺术学院举办的音乐会。空调坏了。艺术与文学的精英在拥挤的大厅中被烹调着,但音乐的魔力却带来了天国的氛围。最后,在听稍快的小快板时,那个眩目的启示令我震惊:我正在听命运在我死前为我安排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所感到的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那种压倒一切的激动——真的到了要去经历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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