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群
2010年第6期《半月谈》刊登了鲍鹏山先生《面对道德的悖论，儒家告诉我们……》一文，提到道德悖论问题：“第一、道德的行为不能以利益的追求作为目的；第二、没有利益的承诺与诱导，就不能导致普遍的道德行为，至少大多数人不能实行的道德行为。”，“这个道德悖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前道德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西方和中国用了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西方是宗教：“做好人将来入天堂，做坏人将来下地狱，所以我们要做好人”，中国没有全民性宗教，解决道德问题提到一个“史官文化”的基本观念：“我们不仅活在今天，我们还活在未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自己未来的名声。我们要追求‘不朽’——流芳千古”从而引导出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因为“人性善”就是人的标准，你只有通过做好人，也就是做个有道德的人，才可以完善完成自我，“做好人”微妙的与做人标准的等同起来，成为做人的不二法门。
最后鲍先生下结论：“西方的道德建立在神性的基础上，中国的道德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性善论是孟子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我们甚至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道德其实先天包含功利因素的，并不需要上帝或者性善来作其理论支撑，只是这种功利并不指向单个个人，而与整个人类维系稳定攸关。道德是借以维系和稳定人类整体发展而作出的非条文非强制性，依靠公共自我约束形成的意识形态规范。它在使人类经过所有权争夺时期后，经过真正的前道德行为之后，道德问题才有可能出现并值得普遍提倡。前道德行为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实质上倒是一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就象我们把奴隶社会称为“野蛮时期”一样。道德往往是“前道德问题”的事实解决后，即：社会趋向于稳定繁荣之际，道德只有在整个社会趋于既定整体。在敌我争斗之际，兵戎相见之时，道德是淡化的，没有人会对敌人讲道德。在这个阶段过后，社会稳定下来，完成相应的分配交换等制度之后，“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和必要，只有好人才可以维系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人类螺旋式发展超越了赤裸裸争夺部分，制度与道德才可能开始成为新的规范，在制度都无法保证实施的社会，道德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道德悖论的存在，并不在于道德的行为能不能以利益为追求目标，而是在于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协调一致的问题，虽然道德的层面很广泛，但真正造成人的困窘的正是在于道德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当我们以整体利益对个体行为进行评估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道德与非道德的探讨，不然，任何行为只是个体行为，只要他（她）们的行为没有触碰法律行为之时，不管这种行为是偷情，婚外恋，还是艳照门等等，都无法作出任何道德评估。当这种行为挑战公共规范，践踏伦理底线，混淆既定价值时，它的不道德意义才会凸现出来。
道德是整体对个体的评估与判断，是整个时间段对一小段时间的鉴定与认可，它本身就是不对等的。道德是利益，但却是整体利益，人类所有的伦理道德责任等都基于人数整体和时间完整的基础之上。在整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客观上是被压制和抹杀的。只有把道德认为是纯洁非功利的，才会有前道德的问题，道德与功利才会有交集与纠缠，有无法冲破的局限，有无法水乳交融的困窘。道德其实不在于没有功利，只不过其功利不是明显的，而是指向于作为整体人类维系与稳定的。它有一个远远指向的背景，虽然你很难描述这个背景的范围与指向，但要抹杀却是绝对不行的。道德有根基，有个先天功利，殊不知这种先天功利并不在于事件行为的立时奖惩，而在于先期所有的确立。
其实鲍先生自己也说了：道德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是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说，前道德不是一个概念上自我完成修饰的过程，也不是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有好的制度，相对公平而且操作好执行力强，道德才开始是可以奢谈的对象。人们的道德观念不强，根本在于应由制度制约部分的缺失，社会规则越不公平，道德能够发挥的正面作用空间很少。在机会主义占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情形主导下，道德更是失去客观衡量的标准。所以要“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那几乎还是要落实到制度层面，单单靠道德是无法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道德的真正问题在于去维系什么样的整体，去维护怎样局限的全部，去为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制度确立的社会格局补充。道德的问题也不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更复杂的方面在于“我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好人？”“怎样才可以算一个好人？”，道德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观念：有维系男权至上的道德，还有白人至上的道德，同样有君权至上的道德。道德不能一概而论，它不简单也不纯洁。当它站在被告席上时，大多数情形下可能会象某些丢卒保车的罪犯一样行使缄默权。
西方与中国为道德找到的神性与人性的说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道德找到一个价值代换，就象收回了现金，而给你发了国库券。上帝并不是废纸篓，或者一个真空的支撑架，我们并不能一厢情愿的把所有难以解释的观念扔在里面，象魔术师把表演过后的道具扔进一旁的大箱。鲍先生指明的西方利用宗教中的“上帝”，其实把无法解释清楚的部分交给无法渗入、不容参透的谜底。上帝的观念并不是道德的基础，而是由假想道德纯洁性推导过去的东西，事物的纯洁性迄今为止仍然是事物游离于世俗功利之外的绝对价值，他可以混淆一切视听泯灭一切其它价值。孟子的性善论和不朽等思想观念的纠结缠绕，是人类自我期许与价值期盼综合的产物，在理论上有劝人当雕像的教条，在现实中有纪念碑、牌坊与孝廉作其理论佐证并为其买单。
道德问题和人类许多其它问题一样，从内部看上去是矛盾的，从外部看过来则是辩证的。鲍教授的解释从思维上看是顺的，于逻辑上却是颠倒过来的。
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中讲述了一则趣事: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据说是贝特郎•罗素）曾经作过一次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讲演。他描述了地球如何绕着太阳运动，以及太阳又是如何绕着我们称之为星系的巨大的恒星群的中心转动。演讲结束之时，一位坐在房间后排的矮个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这个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的一块平板。”这位科学家很有教养地微笑着答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你很聪明，年轻人，的确很聪明，”老妇人说，“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群啊！”
之所以引用一则近乎跑题的例子，是因为我认为鲍先生文中提到的“前道德问题”，有点象老妇人提到的负着平板的“乌龟”，当他想为道德悖论找出令人信服的诠释与落脚点时，会很自然的会引起罗素教授的反问：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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