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刚
读书会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世道人心》，以一个中国人，用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心理状态种种成因。
中国人是如何长大的？
在传统中国人的教育关系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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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权威
在家长面前，子女应该做永远听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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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父慈母
在教养子女时，父母有着颇为明显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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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偏重“养”的角色：提供情感的支持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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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偏重于“教”的角色：在子女的道德修养和成就获取方面提供教导和监督；
男女有别
父母往往对儿子和女儿区别对待，重男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
相关的调查就可以很清晰的说明现状。
在北京五所大学共同进行的有关青少年社会教化问题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需要报告家长对自己各个方面的关心程度。
结果发现，家长最关心的是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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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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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
最不关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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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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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有无苦闷
说白了母亲的情感的支持与照顾的角色做的并不到位。那么对孩子来说，他们的认知发展就会有问题。
我们的认知发展是什么样的？
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认知社会教化，即家庭、学校和社会培养、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的过程，其含义类似于当代中国教育界所说的智商教育。
当我们讨论认知社教时，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较讨论智育的人士广泛。以往有关智育的讨论，一般关注的焦点是儿童的学习成绩。到最后就成了整个社会只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高中大学都是一考定终身。这就是在走偏。
在儒家社会中，支配社会教化的基本原则却是孝道。
孝道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它使得儿童在认知上变得呆板。对孝道和儿童训练持传统观念的人往往不善言辞，对学习持被动的、非批判性的和没有创造性的取向，并持有宿命的、迷信的和刻板的信念，这些人往往也是权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以及容易服众的人。
这些正是认知保守倾向的特征。
儒家保守主义支配人际关系、教育和社会政治制度，其影响力在个体的认知保守倾向上表露无遗。
在下面，我们从多方面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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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控制，中国的儿童很早就被要求具有控制冲动的能力，这是他们以后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所以，没有冲动和好奇的孩子，又怎么能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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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非言语能力而言，中国人的言语能力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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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推崇的不是能言善辩，而是沉默寡言。
人们相信讷为君子，寡为吉人，人们喜欢听话的人，而不喜欢多嘴的人。不少家长都告诫子女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因此不要乱说，这种文化习惯显然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不利。
不善交谈，自然社交能力容易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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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压抑个性的表达，传统中国人忽视创造力的培养。因此，中国儿童的创造力可能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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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强调教育，中国儿童在社会教化过程中认识到学业成功的重要。因此，中国儿童的学业成就动机应当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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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成就动机具有很强的集体取向，而非个体取向。
集体取向是从孝道之中派生出来的，它将个人成就与家庭取向的成就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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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中，教育者认为勤奋是学业成功的关键。
因此，是否刻苦努力被看作是影响学业成败的主要因素。传统的学习方式强调记忆和重复练习，而不注重理解和发现。这种教育观念和行为，至今还很流行。
在这里要澄清对于青少年学习问题的几种误解。不走出这些误区，青少年的认知社会化就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误解一：考试决定一切
成绩被当作成功的指南针，因此家长和学生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一考定终身。考试分数被赋予了如此大的意义，压的学生喘不过气来。
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够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大学的青少年非常有限。在中国内地，这个比例不到5%，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同龄人的10.5%。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青少年在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就已经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失败，这种失败的心理效应可能是久远的。
一个社会若有90%以上的青少年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一个健康的精神面貌，它的发展难免蕴含着巨大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相信一考定终身，那么，他就有90%以上的可能性把自己的孩子定位为失败者。
误解二：书上的都是真理
对书本的迷信导致了一种被动的学习态度，学习被看作是一个吸收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现知识甚至创造知识的过程。
持这种态度的老师和学生强调勤学苦练，而不是勤学好问。
在学习方法上，注重的是重复性的练习，以熟练掌握书本知识为目标，而不是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发挥。
这种学习方法很容易造成所谓高分低能的不良后果。
误解三：老师永远正确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主导师生关系的是师道尊严。
师道尊严的阴影至今犹存，真正持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观念的学生可能很少，敢于坚持将这种观念落实为行动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在很多中小学里，学生依然从属于教师，不敢向老师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在教师面前常常抱有无知感和卑下感，自信心不足，主动性和独立性差，缺少创新欲望。
误解四：严师出高徒
在教师和学生管理中，对学生一定程度的严格要求是必然的，也是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这种严格要求必须与学生的爱护结合起来，必须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片面强调严格，就可能给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的影响。
误解五：熟能生巧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然而，对于成长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健康成长的标准又是什么，人们往往抱着一种朴素的理解，并不深究。
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一提到青少年的成长，人们就会想到长身体，长知识，而很少会想到长心灵。
在不少家长看来，如果孩子身体强壮，头脑聪明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只见身体和头脑而不见心灵。
把成长等同于身体健康和智力发展，忽视心灵成长的语言习惯，反映了人们对待青少年的一种思维定势，也反映了一种重身体轻心灵、重智商轻情商的教育模式。
可以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今天之所以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与这种教育模式的偏差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模式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好像缺了点什么？对，缺少的系统化的道德培养。
我们的道德培养就没有问题吗？
对儿童实行冲动控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
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教化模式重视培养道德人格，个人价值取决于是否能达到社会对个人在道德上的期望。
在传统的社会教化过程中，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借助于道德楷模的感召力量。
我们常常讨论的舜以及二十四孝中的人物就是有孝道的楷模，儒家希望人们能够跟随圣贤人物，大公无私，见利思义。
传统中国人的道德发展存在一些误区，其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不少道德规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内化，出现所谓的乡愿行动，即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因为父母和社会的这种道德教育，过于倾向于让孩子听话，符合社会规范，教育好了，孩子成为优秀的读书人，不好，就会出现豫章书院类的情形，因为这些固有的观念真的无法应对现代年轻人所能看到信息太多，思想太多，自由太多，父母和社会不跟上去，又如何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何让孩子听话。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光光讲教育孩子问题，既然是中国人的心理，就一定有面子问题。
什么是中国人的面子呢？
牛人林语堂曾指出中国人的面子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
如何得面子，争面子，不丢面子？
如何给人留面子，送面子？
如何向人借面子，求面子？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关键，其解决方案可以称为中国人的面子功夫。
恰当的面子功夫有利于提高个人的自尊和声誉，增进人际的和谐与合作。但是过分的面子功夫却具有很大的虚伪性，也可能给个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这么复杂的系统，我们很多孩子却学不会，为什么？因为父母也是想不清，讲不清，毕竟这个系统太老，很难讲清楚了。
那么我们将一些主要的概念归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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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争取面子的最基本，最正当的方式是取得被社会认可的成就。这种成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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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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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资源的建立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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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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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高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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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人品的展现
个人维护面子的基本手段是遵守社会礼仪和有效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即要满足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期待。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面子需求。但在面子需求上存在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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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倾向于争面子，即尽可能去获取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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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则倾向于保面子，即关注的焦点是维持现有的面子，尽可能不丢面子。
在面子有关的行为中，会有许多虚饰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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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通过自我吹嘘、自我装扮等方式来抬高自己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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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了不丢面子，会不顾自身的条件，盲目与人攀比，导致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之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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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为了顾及他人的面子，不得不谦让、容忍，甚至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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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为了争面子，不惜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出现所谓只要面子不要脸的情况。
面子文化还产生了一个怪胎：厚黑学
他们将面子定义为个人从别人处得来的尊重与服从。厚黑学信徒所要的只是服从，而不是尊重。
也就是说，他们关心我的的是获取利益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不在乎别人的尊重与否。
在传统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讲究脸面者处处制约，痛苦不堪，而不顾脸面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其根源在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
传统中国以伦理为本位，儒家思想强调以道德来治理天下，制约人们的日常行为的首要手段是道德规范，而非法规制度。
在儒家的理想中，希望人们通过修养来内化道德规范，自觉自愿地遵循仁义道德。
在实际生活中，道德控制更多的是依靠外在的压力，即他人的评价。
这种控制的特点，可以说是易防君子，难防小人。真君子处处克己复礼，伪君子也得谨小慎微，而不顾脸面、鲜寡廉耻的小人却可以随心所欲。
当脸面文化的虚伪性过分强大时，厚黑学就有了丰富的土壤。在某种程度上，厚黑学是反对过分注重面子，讲究虚饰的脸面文化。
在大多数场合，人们所说的人情不是个人情感，而是人之应有之情，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很多时候，人情是一种行为规范，是控制人的力量，人情规范基于情感，又超越了情感，含有十分理性的成分。
在温情脉脉的人情背后，可能蕴藏着理性的精打细算。在某些时候，人情甚至表现得相当无情，不少中国人都感受过人情压力的滋味。
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学会这个系统？
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教会年轻人？
没有？您还让我们做到这怎么可能！
教育也好，社会适应系统也好，一定要跟上时代。抱怨了这么多，我们还得聊一下更加复杂的一个系统，如何社交，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处理害人之心与防人之心
在中文里“信”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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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自己讲究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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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任他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两个方面似乎并没有给予同样重视，而是存在一种偏向，即强调个人实践诚信，却不鼓励信任他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意味着为人处世要讲究良心，要重诚信；而“防人之心不可无”则反映了一种不可轻信他人的主张。
这是一种不言而明的矛盾，其实要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叫做中庸，也是适度的问题。
在现实当中对小人是必须严加提防的，他们往往口是心非，暗中算计，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
对君子要不要防呢？按道理说，应该是不用防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生活中，如果一把锁并不牢固，我们就说它是只防君子或小人，也没有百分百的君子过百分百的小人，君子与小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据说，有一个工人在讨论知识分子与大老粗的差别时，有这样的说法：“大老粗在路上捡了别人的钱包，会毫不犹豫的拿去喝酒；知识分子在路上见了钱包，则要四处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发现就捡起来揣在自己口袋里，若有人发现就拾金不昧，交给警察或是单位领导。”
我们社会中有不少表面像君子，实质上为小人的伪君子。首先我们还多得教会孩子识别什么是真君子，什么事伪君子，可是谁教过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防人之心难免不催生害人之心。即使一个人主观上很愿意以诚待人，愿意老老实实，他也不得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在一个老实人吃亏的社会里他又凭什么去以诚待人呢？在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很可能就学乖了，处处提防他人，他甚至会学精了，知道后下手遭殃，于是先下手为强，害人之心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时，诚信已经被抛到了一边。
这样的情形，事实上强化了中国人人际交往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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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自己人，人们会讲究诚信，也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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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外人，则互信程度很低，相互提防，相互算计，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
当前中国内地社会中的信任危机与此颇为有关联，问题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时候这个也做不到。
简单来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
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这就需要更多的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一起努力，共同去研发出一个既适合传统文化的方法，又可以结合这个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的教育方法。
让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纠结，那么多不适应，我们的父母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子女，我们青年人有正常的世界观去应对这个社会，而我们不是被一些说成我们是巨婴国。
提出问题，也是要告诉所有的父母我们要做的什么？
一、 我讲解的教育问题，父母注意一下关心孩子的情绪问题，多鼓励，多理解，多支持。多让孩子知道不光有规则，还有爱和耐心。
二、 当子女长大后，我们要告诉他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则，比如学习不迷信书本，不迷信老师，多思考等。
三、 与人相处要学会如何信任一个人，如何小心的防范一个人。
四、 如何运用面子理论与人交往，而不是变成腹黑之人。
言行之间总有许多学问，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古老的规则变成符合现实社会的方法，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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