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人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基础,一种新的伦理根据。当他们说“新的”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们要解决的是发散性问题,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发明新的解决方案。只需要人发展更高的能力,运用更高的能力。“有些人因罪恶而升迁,有些人因德行而没落。”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写道。
他坚持认为,只认定美德是好的,邪恶是坏的,还不够!重要的是人是因其高超潜能升迁还是离弃了它们。通常,人们通过美德升迁,但如果美德只是外在的,欠缺内在的力量,那它只会让人们自鸣得意。他们的发展就会失败。如果他带来的震撼能够让人原本沉睡的高超能力觉醒,或许就会启动举足轻重的发展过程。东方的教育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库拉那瓦密宗就说:“人因何而倒,就因何而起。”所有的传统智慧——但丁和莎士比亚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超越了寻常的精打细算的逻辑,将“好的”定义为能够通过发展我们的高超能力,帮助我们真正成为人。
这些高超的能力取决于自我意识,并且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什么是“好的”这个问题,就会简化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就算这样的幸福,指的不是别的,充其量也只是舒适与刺激而已。
但实际上,人不接受这些“简化”,甚至在他们相当适应环境生活,充满舒适与刺激时,他们也会继续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罪?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人生有价值?”
在全部哲学中,没有哪个科目比伦理学更混乱。任何人如果像想要面包那样寻求指点,去找伦理学教授的话,得到的甚至还不是石头,而是意见的洪流。除了极个别例外,他们都对伦理进行了一番研究,却不先澄清人生在世的目的。不了解目的,显然不可能确定孰好孰坏,孰是孰非,道德与邪恶。比如所谓好的,是指对什么而言?询问目的何在,一直被称作,自然主义的谬论——美德就是自身的报偿!没有哪位伟大导师会对这样的遁词感到满意。如果某个事物据说是好的,却没有人能告诉我它对什么而言是好的,我怎么可能对它产生兴趣呢?如果我们的指南、我们相识的人生地图不能告诉我们好处何在,以及如何接近它,那我们的指南和地图就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我们探讨过的第一大真理,就是世界的层级结构——至少有四种存在层次,逐级向上都会增添新的能力。在人的层次,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是没有封闭的。人能做什么?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限制;人似乎就像古人常说的那样,可以容得下宇宙。一个人做了某件事,这件事就变成了人的一种能力。它就像一盏灯一样,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把他做的事重复一遍。人即使完全成熟,显然也不是一件成品。但其中一些无疑比另一些完成度更高。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为人类所独有的自我意识,这一能力始终都处于萌芽状态。未能得到发展,很少得到激活,只是偶尔活跃片刻。根据传统的教育,这正是我们能够并且理应以三倍乃至十倍的努力培养的天赋。绝不应出于安全考虑而将其深埋地下。
在对四种存在层次从无生命的无机物到有自我意识的人,进而还有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完美,一体化程度最高,最有智慧,最自由的人进行思考时,我们简明扼要地谈到了各种进步。通过这些推论,我们不但可以清晰地理解先辈们在谈到上帝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而且还能辨别出能为我们的城市生活赋予理性和意义的唯一发展方向。
第二的真理就是契合的真理。可以说,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必须与我们的某种感官和能力相匹配,否则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此,我们的能力也有层级结构,而且不足为奇的事,越是高超的能力,其高度发达的情形就越罕见。其发展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要提升我们的存在层次,我们就要采取一种对于提升有所帮助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对我们较低的属性只给予必要的关注就行,把我们充足的时间和注意力用在追求更高的发展上。
这种追求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培养四种领域的认知。我们的理解程度时高时低,就取决于我们研究自我的超然、客观和认真的程度如何?既要研究我们的内在(第一种领域)是怎样的,也要研究我们作为客观现象,在他人眼中是怎样的(第三种领域)。指点我们如何获得这两类自我认知,就是所有传统宗教教义的主要内容。但至少在西方,过去的100年里,这方面的指点几乎完全是空白的。所以我们才无法信任别人,所以人们在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所以尽管我们有那么好的技术条件,沟通却变得越发困难。所以我们才需要组织更完善的福利救济,来弥补因自发的社会凝聚力日渐消失而出现的巨大裂缝。
基督教的圣人们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甚至能看透其他存在的内部。圣方济各能与动物飞鸟乃至花朵沟通,在现代人眼里,当然会显得不可思议,现代人对自我认知十分忽视,甚至连跟他们的妻子沟通都有困难。
内心世界作为认知领域(第一种和第二种认知领域)是自由的世界(第三和第四种领域)外部世界是必然性的世界。我们所有的重大人生问题可以说都介于自由和必然性这两极之间,它们是不可解决的发散性问题。我们想要解决问题的焦虑,源于我们完全缺乏自知,由此形成了存在的痛苦。克尔凯郭尔是这类痛苦最早也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者之一。想要解决问题的焦虑,促使人们完全专注于通过智力努力研究汇聚性问题。人们怀着巨大的骄傲,自愿将无限的心智束缚在可解决的艺术这种限制里。彼得·梅达沃说:“优秀科学家研究的是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毕竟他们的职业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抓着问题不放。”这句话很有道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表明,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科学家只能处理世界了无生气的一面。真正的生活问题,必须抓着不放。这里重复引用托马斯阿奎纳的一句话:“从最崇高的事物中可能获取的最微妙的知识也比从低微的事物中获取的最确凿的知识更可取。”抓住最微妙的知识带来的帮助,才是真正的生活,而在从低微的事物中获取的最确凿的知识的帮助下解决问题——能解决的问题,必定是汇聚性的——只是专门为了省力而设计出来的既有用又体面的诸多活动之一。
尽管逻辑思维业务发散性问题试图逃离他们,但人的高超能力却能接受生活的挑战,也没有什么抱怨,他们知道只有在事情最为矛盾,荒唐困难和令人沮丧时,生活才是合乎情理的。生活作为一种机制,刺激着且几乎是逼着我们向更高的存在层次发展。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信念问题,是选择我们的重要性等级的问题。我们平庸的想法,总想说服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别的,只是橡子而已,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变得更大,更肥,更闪亮的橡子。但是这只是猪比较感兴趣的事。我们的信念让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变成橡树。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从书本中,探讨的四大真理中选择方向,研究我们地图上这四大地标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会发现,要看清人的真实历程是怎样的,并不困难。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认识社会和传统,接受外界指引,从中寻找短暂的幸福。
——他的第二项任务就是消化他所获得的知识,将其过滤,分门别类,去芜存菁。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个性化,他开始自己做主。
——他的第三项任务要等到他完成前两项之后才能着手进行,要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所有能找到的最好的帮助,把自己、自己的好恶,自己先入为主的自我中心都看成是死的。他在这一点上做得多成功,他就会多成功地摆脱外界的指引、摆脱自我的引导。他获得了自由或者可以说,这时他是由上帝指引。如果他是基督徒,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如果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项任务,我们可以说善就是帮助自我和他人完成这趟解放之旅的东西。我被要求爱人爱己,但除非我足够爱自己,并按照前面说的那样开始这趟旅程,否则我根本无法爱他。只要我还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的,我倒去做”,这叫我如何爱他?帮助他?想要像爱自己,帮助自己那样爱邻人,帮助邻人,我应该做到的是积极耐心地让我的思想向着崇高的事物,想着超过我的存在层次不断延伸——对我来说,只有那里才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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