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理性更像魔鬼

这一刻，理性更像魔鬼

上周父亲住院，医院临时通知我们需要进行输血，医生在电话里通读了可能出现的所有风险，在线等待反馈进行治疗。

即刻，脑中浮现出各种医疗事故的片段。不对等的专业信息，无法准确判断的疾病程度，只能接受的被动选择。让我完全陷在免责措辞里。对风险的畏惧；对电话方式确认轻率的不满，越是严重具象的警告条款，就越是害怕，充满疑惑的家属，似乎只能全然被动接受医疗机构的行动方案。

瞬间，坐立不安，赶回医院做面对面确认。先生陪我跑回了医院，他除了安慰我，更惊讶于我的反应。根据父亲病情指标判断，这种常理化的治疗似乎没有问题，而我的反应则全然充满了情绪化。

去往医院的路上，先生不断帮我分析，避免情绪对判断的影响，进而采取失当的举动。我也意识到自己需要冷静，反复叮嘱自己，要启动理性，不要被情绪遮蔽，需要还原真实问题，争取最佳的治疗方式：

首先，压制自己的本能反抗的反应，即对亲人病情的担心，对风险本能的回避，对医院流程的质疑。

其次，信息梳理和事实回归：作为非医务工作者，对于综合性的疾病，自己没有判断能力，病情的治疗权掌握在院方。作为患者家属最清晰的问题是：“我得了什么病？”“如何治疗最好？”

病情存在复杂的情况，作为专业医生，被问及如何解决时，通常具有专业性，也必然存在规避风险的条例化规范。当病症解决的方案不止一个，需要与家属签署文件时，每一个方案都各有利弊，还需要了解每位病人的具体情况，与解决方案可以调用的各种资源。同理，病人的个体情况，不同医生的主观判断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我需要听取医生的专业建议，根据危害程度，与亲人一起准备好接受风险的挑战。

处理信息方面的缺陷，信息的内容缺陷，通常让大脑不够理性。对不熟悉的专业领域，短时内为亲人做生死选择的判断，更需要高度冷静的理性。对慢性疾病的病变，既知道无法痊愈，必须逐步接受更强化的治疗，和更大的风险区间，但始终无法接受亲人身在其中忍受的痛苦与威胁。

自己的一个签字，将一位至亲的生死，几乎是无可辩驳置于风险之下。无法阻止对病情的胡思乱想。但这纯属徒劳，需要及时阻止毫无根据的猜想。作为一位老病号的家属，虽有万般无奈，在医生下达病危通知的情况下，时刻准备接受做出预判和决定的洗礼。

对自主心智反应的压制

总希望医生可以尽量跟我们保持沟通，通过直接的语言，甚至是语调声音，面部表情感性的接收到病情的变化，从心理上，接受每一项治疗的必要性和准确性，而这都是表象化的情绪安抚，趋于人文关怀般的慰籍，而从理性角度看这种心态，则充满着主观的倾向。个体信念与真实世界间并不一致，暖心的体恤并不能阻止程序化的治疗，专业医生主导的医疗方案，始终是基于病情的客观决断。

产生优化反应的模拟假设

根据已知的情况判断，一方面，父亲的病最治标的方式就是输血，对白细胞立即止损，保全生命安危。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急于知道病变的原因，但临床上复合性的化验需要按部就班，逐步证实病因仍需要时间和必要的流程。因此即便到了医院，面对面与医生沟通，目前能做的也就是了解病情，接受输血，配合医生。再多的负面情绪，对病情进展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

模拟演示与自我保护

于此同时，惊慌失措的母亲，进入一种抗拒的自我保护状态。她不止一次把父亲的病情口头降级为更轻的程度，选择性的只关注好转的变化，似乎可以体会到父亲好转的迹象。对她的精神而言，仿佛罩上乐观的福音，而我知道这并不真实。还是有人要去做那个签字的恶人。甚至配合医生做好最差的评估，为危机时刻的程式化抢救，做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这个像是一个假设性推理，身处这个环境，根据当下的综合情况，各种指标的数值，创建一个临时的模拟推演。并在这个假设的情况下设想各种行为和后果。我能做的就是尽力看到事情的全貌，管理好情绪，给予父亲最大的自主选择，同时选择最好的方式，维护好他最好心理状态。

同一大脑，直觉与理智，理性的启动可以非常隐蔽，难以泾渭分明，做准确分辨。意志力在此时发挥作用，在我们认识到应该使用理性心智模式时被启动。但意志力往往被我们高估，压抑本能第一反应。既然已身处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医院，接受相对领先的治疗手段， 就要避免情绪化短视，减少主观偏见带来的误解。配合医疗机构，选择最好的选择。对于风险较大的治疗方案，即便存在不必要的失误风险，目前的体制也可以进行追溯。

感性的情绪无法屏蔽现实，我们始终要屈从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我而言，这是经过反复思考，过滤自主心智后的结果。依仗现有的信息和经验，及对全部资源的掌控。即使残酷，我终将要给出一个选择，幸运的话，希望医学足够发达，能够超越疾病恶化的程度，发现更好的方法控制疾病，维持好转的状态。坐在妈妈身边，接受情绪，尽力撇开其影响，不断演习一个理性的抉择过程。一个接受现状，未来放下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一定不缺少悲伤，但更需要勇气掌控头脑。我们可以像孩子似的忘记不喜欢的部分，但终将无法回避根据事实，和父亲的意愿选择极端条件下的治疗方案。越是在情绪稳定下做判断，越能清醒的看清选择的方向，做理智的亲人。

深思熟虑后依然失误的畏惧

1999年 7月的一个夜晚，小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Jr.）与妻子及妻姐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前往玛莎葡萄酒庄园，在距离目的地仅有几英里时，飞机因在夜晚的薄雾中迷失方向而坠入深海。当他找不到标记水平线的灯光时，全然没有意识到飞机正沿着海岸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没能保持机翼平衡，最终导致飞机陷入死亡螺旋，俯冲入海。

当地平线不可见时，飞行员无法通过重力感判断河岸的位置，也无法感知飞机的非水平状态。这种情况下，大脑的无意识子系统会发出一个只能够勉强应对当前情境的指令，意识需要察觉到这个指令，并用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取代这个无意识的自动化反应。肯尼迪当时脑中可能出现了若干种不同的抉择。在某一瞬间，正确的应对方式也许曾闪现在他的脑中，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确的行为模式最终还是输给了错误的行为模式。那一刻，虽然他进行着紧张的思考，但是，正确的思路却已惨败出局。

这让我感知到危急时刻的抉择，身在其中，生死攸关，却遗憾离开。飞行训练时不止一次的情景模拟，没能让意志力强大到战胜直觉，拯救自己。某种程度上，这比完全忽略理性思考更让人沮丧。关键时刻，如何剥离复杂心智组合的影响，程序性的逐一排除，找到最佳方案？不被紧迫感裹挟，被心理预期左右？值得深思。

换做当下的情形，我只能强迫自己不要顾忌太多失败的可能性，作为家属这样的反应还是令我吃惊，甚至害怕。曾感慨于病危时刻，其他家庭的抉择给病人带来的各种结果。病人有时已经失去可以自主判断的能力，这时候更难，什么选择可以让病人本人得到最小的伤害，和最大的慰籍？这个时候甚至无法为决定做出复盘和验证，结果就摆在那里，已成事实。

出现未来的某个结果常常只是概率问题，但我们总认为自己“本可以”知道。

这也许可以聊以自慰。 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体会过新生命的势不可挡，经历过生死一线的危机时刻，这时候的理性更像是一次预演，一次洗礼，一次重生的拯救，不仅为家人，也为自己更理性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