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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06【素·有所摘】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易中天

2022306【素·有所摘】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易中天

作者: 素小拙 | 来源:发表于2022-11-08 23:39 被阅读0次

    苏轼下狱

    >> 反对派大有人在,下狱的为什么只有苏轼?因为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都是公开反对。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让皇帝觉得动机纯正,精神可嘉。苏轼当然也不鬼鬼祟祟,所以神宗对他一直怀有好感。可惜,他不但上书,还要写诗。写诗又有什么不对呢?上书是对皇帝讲,写诗是对民众讲。对皇帝讲,话再难听也是忠君爱国。对民众讲,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何况诗是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苏轼的读者和粉丝又多。如果李定他们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起诉,请问谁能替他辩护?也只有皇帝本人。此刻神宗却正火冒三丈,因为苏轼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朝廷要禁私盐,他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当然是讥讽,因为《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现在大宋的小民也忘记味道了,但不是因为音乐美妙,而是吃不到盐。还有一首是讽刺兴修水利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翻译过来就是:东海龙王如果了解我们英明领袖的好主意,应该自动将沧海变成桑田,怎么还不变呢?[插图]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地在讥讽神宗。换了别人,恐怕也忍无可忍。难怪苏轼会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与犯人和狱卒为伍了。御史台又叫柏台或乌台,因为西汉在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早出晚归。本案由诗而起,又由御史告发、御史台审理,所以也叫“乌台诗案”。[插图]

    皇权本是钟摆

    >>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插图]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插图]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

    >>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 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插图]

    >> 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改革与道德无关

    >>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插图]这是实话。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插图]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插图]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插图]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 不,政治挂帅。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 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插图]

    >>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插图]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执政岂能大无畏

    >>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插图]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悲剧就这样酿成。

    >>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 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 有敬畏才有底线。所以,司马光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恐怕想不到,他已经完全被自己的大公无私和无所畏惧陶醉了。这当然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问题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就当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目的是个问题

    >>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 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保甲法试行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农民为了逃避做保丁,竟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皇帝大吃一惊,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种事就算有,也不足为奇。他还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听老百姓的,君主和官员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插图]这就简直近于冷血。

    >> 看来,通过做大蛋糕来丰盈国库,至少一时半会是不予考虑了,因为那来得太慢。立竿见影的办法,还是重新切分蛋糕。被王安石一眼看中和死死盯住的,是民间的贷款利息和商业利润。

    谁主沉浮

    >>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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