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名校和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

拼爹，名校和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

       近几年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拼爹”事件一直在刺激着人们的脆弱神经，无论人们对此是口诛笔伐，还是耐心的思考与追问都表明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来不曾停下脚步，哪怕这脚步走得十分沉重而艰难。一些“拼爹”事件确实揭露出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为子女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对这种损害社会公正的做法我们肯定要坚决地反对和鞭挞，毕竟，公平和正义是一个社会保持团结的基石，没有公正，社会就会陷入分裂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冷静思考此类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排除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为子女谋取利益的现象，其实，“拼爹”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直存在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法国社会中的“拼爹”现象，也即是父母的文化资本、教育体制和精英进化历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如果我们承认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父母在家庭教育生态的营造中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就必须重视父母自身的文化素质，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父母的文化资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其实反映的就是孩子的早期教育阶段对孩子此后人生的影响，早期教育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孩子的性格基础，而性格又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在0—7岁阶段孩子的绝大部分生活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心理方面并不成熟，更多的是以模仿父母的方式进行学习，父母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化资本）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孩子的认知、情感、人格等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一个社会中父母的文化资本（文化素质）是高低不同的，比如一个作为大学教授的父母和一个在偏远地区的山村的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成长环境是不同的，作为大学教授的父母能够为子女提供更丰富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而文化贫瘠的山村能带给一个人的文化资本实在匮乏。父母不同的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些浸润在丰富文化资本中的孩子在认识、情感、社交等方面会有更优秀的表现，而那些在文化资本匮乏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则表现较为平庸。父母们的文化资本对孩子的影响从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差异要“合法化”就必须通过教育系统。

      孩子们在天赋上就存在差异，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一种自然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讲，孩子们在学业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父母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差异，我们对教育系统中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分化就应该有所思考。简而言之，那些有良好家庭教育生态的孩子要比那些家庭教育生态糟糕的孩子有更好的学业表现，而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些孩子天资聪颖，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表现机会，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学业表现。而那些父母文化资本不高的孩子呢，则相比之下表现一般，更容易被忽视，更缺少表现机会，更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天资愚鲁，或者说脑子不好使，这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当他们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第二次分化就开始了。父母文化资本越是高的学生越能够读上重点大学，父母文化资本低的学生普遍只能读普通大学。在大学内部同样出现了分化，父母文化资本相对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学习难度较大的自由学科，反之，在倾向于学习难度较小的学科。难度较大的自由学科的更有利于高级职位的获取，而难度较小的学科更适合进入中下级职位的获取。这样，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父母文化资本较高的学生获得了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他们就获得了一张通向上层社会的敲门砖。布尔迪厄把这个过程叫做“转播屏”，也就是不同文化资本的合法化的传递过程。

     当然了，拿到敲门砖（名牌大学毕业证）只是走向精英阶层的第一步，学生的学业资本能否顺利转化为权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还依赖于其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家族关系和校友关系，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多少和可能性的大小。比如说，同样是北大毕业生，一个大企业家的子女和一般的市民家庭的子女在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发展上就存在着不同的机遇。同样是大学生，北大这种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在个人发展上也存在不同的机会。

      这些年来自农村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下降其实不足为奇，这正是布尔迪厄所揭示的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现象。社会阶层的自我复制意味着阶层的固化，意味着一个社会阶层进入了封闭循环状态，这当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为底层的民众看到上升和改变的期望是社会充满活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事实上，排除父母的影响是不现实的，让所有人成为精英也是不可能的。在无法实现完全公平的情况下，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制度性歧视，尽可能公平的给予每个人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至于他们是选择通过艰苦奋斗成为社会精英，还是选择做一个快乐的平凡人，那是他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