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到祖国悠久的历史，常常会想起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历朝历代的更替。而《文明之光》则是避开这些，着眼历史细微处，带我们看到了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做的另外一些贡献。
农业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家，并且在历史上几次都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文明最高的国家。这些都是拜先进的农业所赐。其中有一项耕种技术叫“垄耕种植法”，是一项关键的基础技术。垄耕种植法就是把地里的土堆成一垄一垄的，每一垄之间都保持相同的间距，农作物就种植在垄上。说起这个我是相当惊讶的，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常年干农活的我来说，这种耕种方式自古有之，谈何技术？而我所不知的是，在17世纪这项技术传入欧洲前，那里的农民都是将种子直接均匀的撒在耕耘过的土地上。在这项技术传入欧洲之后，才使得欧洲的农业产量大幅提高。两种种植方法相比，垄耕种植法有太多的好处。
节约种子，种子利用率高。种子只是播种在每一垄上，其他地方不会播种。相比撒播的方式大大节约了种子。
易于灌溉。由于整个地里都是土堆起来的垄，每一垄都类似一个小水渠，水流在地里流的很快。同时也有很好的蓄水功能。所以非常便于引水灌溉。
不会腐烂农作物。由于农作物都是生长在堆起的垄上，所以在灌溉和长期雨水的情况下，农作物的根部也不会长期浸泡在水里，导致腐烂。
易于管理。有了垄，人们也更容易进地干活，比如除草、施肥、修剪。同时还不会踩烂庄稼。
除了这些，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季节，垄与垄之间的距离也是有讲究的。很好的保证了不同作物都尽可能高产。
垄耕种植法
自己从小亲身经历，感觉这些都是再习以为常不过，殊不知欧洲人为此苦恼了上千年。
中国在农业上的另一个投入就是治水和修筑运河。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李冰和他的儿子一起主导修筑的都江堰。总体来说，都江堰的治理思路不再是之前的“堵”，比如修堤筑坝。而是“疏”的主导思想，将容易泛滥的河水分流到不同的河道。当然，都江堰整个工程运用了非常多的水利智慧，是一个集防洪、排沙、水运、灌溉和城市供水为一体的巨大水利工程，堪称智慧的高度集中体现。它所灌溉成的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文明天下的“天府之国”。
我们常说“江山社稷”， 其中的“ 社” 指的是土地神， “稷”指的是五谷之神，也就是农业神。中国自古都是农业国家，虽然在历朝历代中跟北边的游牧民族有各种纠葛，但一直都是以中原为中心和农业文明文化。而且在唐宋等朝代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是世界的中心。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国家农业稳定的基础之上。可见在当时中国的农业文明算是世界领先水平了， 可以推断的是在水利、 耕种技术之外， 中国在农业的其他方面依然非常领先的， 通过战争、 贸易、 传教等形式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至其他大陆，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做出贡献。
贸易
在我以前的认知里，中国和西方最多的贸易产品就是丝绸和茶叶，这基本是古代中国贸易的代名词。不过现在了解到在当时还有一项几乎垄断性的产品---瓷器。我们常说“陶瓷”，其实陶器和瓷器是两种东西，虽然都是盛器，但品质相差甚远。陶器是用黏土在800到1200度之间的温度烧制成型，质地粗糙，外表以划伤。瓷器是用高岭土在1200~1400度之间烧制，质地细腻，手感光滑，由于上釉技术先进，也就有了艺术创作的基础。没错，中国正是由于最先找到了对的原材料“高岭土”，再加上探索出来的独有的上釉技术，使得中国在瓷器制造领域几乎垄断好几个世纪。从唐到明末，中国的瓷器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汇。同时在欧洲，瓷器可以说是绝对高档用品。从两个侧面便可略见一斑。
青花瓷
最早只有欧洲的一些王室贵族才可以用的起瓷器，而且多数情况都是把瓷器当做一种艺术品来珍藏。随着瓷器贸易的频繁化，整个欧洲社会都把拥有瓷器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经济条件允许的家里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瓷器柜，专门用来陈列买来的瓷器。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到：那里人人都穿着丝绸衣服，家家都用瓷器，简直是人间天堂。虽然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但通过这些哪怕是传说也可以看的出瓷器在欧洲的重要地位。
美国著名家具品牌托马斯维尔制作的瓷器柜--《文明之光》
还有一个侧面就是中欧瓷器贸易的巨大利润。在中国，瓷器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价格也不贵。但在欧洲，瓷器价格堪称金银。所以从事瓷器贸易的商人从中赚取了巨额的财富。比如在1614年，荷兰商船格尔德兰号一次性向中国订购了大约七万件瓷器，总价达11545弗洛林，约合今天的一百多万美元。
所以现在看来，china原意瓷器，现在也表示中国，追根溯源应该就是中国自古先进的瓷器产业吧。可见中国的瓷器贸易影响之广泛与深远。
不过书中还介绍从明末开始，欧洲和日本的瓷器技术逐渐赶超了中国，并且制造出了一些至今流传的精品瓷器，比如日本的赤绘瓷器。从此便打破了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国只能靠出口一些低端瓷器，甚至接受贴牌订单来维持市场份额。看到这里便觉得可惜。除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欧洲及日本等国逐渐发现了高岭土矿、工艺和技术上的改进、中国朝代的动荡和更替。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垄断地位使中国在瓷器创新方面放慢了脚步，在工艺上也未能有更细致的分工来提高品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呈现出近现代瓷器市场的格局。
科举制度
一说到科举，从小走到我现在的年纪，听到的基本都是对这项制度的批判，死板的八股文太过单一，严重限制了人才的发展方向，甚至误国误民。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以新的环境看待旧环境的问题，忽视了古代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先看看其他地区各大王朝的阶层制度。西方对政治制度最有影响就是古希腊和罗马。古希腊由多个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有各自的政治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君主制，雅典则是由全民选举的官员来治理。雅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由500人的议会和陪审团。但并不是所有人参与选举，要排除奴隶、女人和外国人，参与选举的人只有总人口的大约十分之一。古罗马则是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统治，元老院赋予所有的军政大权。贵族世袭，并且禁止和平民通婚。平民要想突破阶级只有在战场建立军功一条路径。直到后来设立了保民官，建立了十二铜表法，才对贵族权利有所限制，平民才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理。但后来罗马疆域的扩大和最后帝国的建立使得权利又被收紧，平民几乎丧失了参政的机会。再看看旁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阶级非常明显。权利掌握在幕府手中，社会被分成士（武士）、农、工、商。武士是特权阶层。各阶层之间无法跨越，武士的后代还是武士，农民的后代还是农民。
可以看出，国家的统治就是各阶层之间的博弈过程，维持各阶层的稳定。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之前，朝廷对国家的统治基本都依赖于豪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和士族（名门望族、军阀）。权利也是在这双方之间权衡演化，平民完全就是被统治阶级，很难参与国家治理。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建立的“九品中正制”算是“民主”选拔人才的开端，但是这种地方推举制，由于地方豪绅的存在，基本不存在推举寒门子弟的事情。
直到隋文帝杨坚为了削弱地方豪强和名门望族的势力，才开创了真正从全民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科举制的意义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一种突破自身阶层向上的、公平的晋升机会。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提供各阶层晋升的通道，真正做到了英雄不问出身。同时也让人才也都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作用就如同现在的高考制度。虽然形式略显僵化，但不失为一种全民的、公平的、相对低成本的选拔制度。有了科举制，也就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所熟的比如唐朝的韩愈、白居易；宋朝的苏洵、苏轼、苏澈、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等都是出身贫寒，通过科举制入朝为官。
科举制流程
隋朝虽然短暂，但留下的科举制度影响了后来的历朝历代，成为朝廷统治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当时的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先进的选官制度。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他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不仅物质丰富，而且政治制度优良，简直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文明之光》
我们现在常常抱怨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太大。通过科举制我们不能只看到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均，也要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我们应该感谢时代，感谢国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可以生长在安全稳定的国家，不用担心战争、疾病；不用担心来自其他人的无法反抗的压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断提升自我的通道，我们所关注就是自己的努力，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理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同时我们要明白，财富的分部不均正是进步的动力所在，中国有太多的人白手起家，最后跻身财富排行榜前列。或者说这个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做“富二代他爹”的机会，这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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