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汀阳的《惠此中国》

我除了在大学期间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过一些哲学著作之外，毕业后对于哲学类书籍一向是敬畏的。

前两天无意在得道中翻出了赵汀阳的《惠此中国》，一看页数不多，竟没有直接跳过。

赵汀阳是我们国家当代的著名哲学家，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虽然对他早有耳闻，但是从来没有能够鼓起勇气。

最终吸引我打开此书的是得道上的一段简介，其中有一句，此书“以旋涡模式解释从商周至清末三千多年来中国的生长方式和游戏规则，解释为何古代中国并非扩张型帝国却能不断扩展。”

看到旋涡模式，还没读此书我便有了一种赞服的感觉。

探讨中国王朝兴衰的书也读过不少，但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只有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旋涡模式相比超稳定结构来说，给人一种动态扩展的感觉，但是又不是以一种古罗马式地向外征服扩展，而是外部世界就像是被位于中心的引擎棒所不断地吸引卷入，进而内化。我觉得这更符合中国历史进化的现实。

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是那么轻松，毕竟这是由一位哲学家写的，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通俗小说写成甲骨文。

然而，当坚持熬过了前面一段的痛苦期，到了后面竟是越读越有趣味起来；本来是边读边骂，到后来竟然是拍案叫起绝来。

所以，等到读完，本来是想打一个三星的，竟让我打了五星。

这本书有很多给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书中对天下概念的剖析就非常令人信服，他认为，“早期中国的政治妈于世界政治，即以天下体系为世界秩序而在体系内建国建家；西方政治却始于内部公共生活所定义的小规模政治空间，即城邦国家。”

历史表明，这两种政治传统是最为久经考验的政治艺术，而今天的全球化条件暗示着，这两种政治传统或可汇合而重组为一种新政治。这个观点也是我极为认同的。

他认为，政治就是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去占有未来。

作者非常重视汉字的作用，他认为汉字正是引发旋涡的中心引擎——即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核心要素。比如他认为，作为天下逐鹿的关键资源是基于成熟汉字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巨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

中原之所以成为逐鹿的中心、旋涡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率先拥有了文字系统。

文字把一切事物的信息保存在人可稳定占有的形式里，即使事物消失，信息仍然存在。于是，人通过文字既保住了过去又预设了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这是化时间为历史的创世工程。

文字创造了一个以客观方式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能够表达真实生活的一切内容并且以信息的方式加以储存，因此，文字就是为一切事物所立的无法抹杀的字据，或者说是一切事物的精神索引。

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率先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捷足先登的精神世界不仅占有对世界的解释权，而且占有了历史的解释权。

因此，作者认为，中原最具有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或知识生产系统，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都更为显著也更重要，因为它是具有无穷潜能的力量而不是有消耗限度的资源。

天下观念是本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书中认为，对于古代中国人，真正具有神性的概念首推“自然之道”，其次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天下”，接下来应该是象征性地复制了天地秩序因而复制了天地神性的“中国”。

天地本是最大的房屋，而房屋乃最小的天地。血亲家庭是最小规模的家，众人共同体的国家是较大规模的家，所有人的天下是万民之家。

所以，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领土即天下，而天下是“无外”的。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将少数民族作为外部，而认为是同属于天下。

因此，作者认为，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皆为中国文化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

周偏居西北而近西戎，本为边缘小邦，在周攻取中原取代殷商之后，周公集团通过“德”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理由，修改了殷商独占天命的祖神与天帝合一的传统，从而把天命概念转化为“惟德是辅”的无私普遍天道。

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为己所用显然于己是一种以最小成本去保证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仅利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政治合法化解释，并且利用久经考验的管理制度去维持政治秩序。

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即自身完整的实在，万物一理而成“有序之世界”，于是，思想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存在的本原问题。与西方思想不同，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事”，事不是实体，而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事发于行，故因行求道。

在思想主旨上，西方哲学是关于必然性的思想，而中国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思想。

在思想结构上，西方哲学是对世界的“字典式”解释，试图建立界定万物的确定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断定“什么是什么”。中国思想则是对世界的“语法式”解释，力求对万事所生成的关系（天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的协调理解，尤其重视关系的相互性或万事的合宜性，即古人所谓“变通”“和”或“中庸”。

因此，中国自古之制度虽有一时之定制，却无绝对之定理，唯一不变的道就是变通的艺术。中国思想的最终目标不是逻辑的真相，而是生长的艺术。

自然变化只是时间性的，而人事变化则为时间标出人文刻度而具有历史性，所以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物”属于必然性的范畴，本无历史，只有本末，而“事”属于可能性范畴，有始有终，就形成了历史。

进而，作者对“作”和“述”，时间性和历史性做了长篇的论述。他认为，“作”创作的是未来，它把将来时的多种可能性约束成唯一的现实性；“述”书写的是历史，把过去时的唯一事实敞开为复数的历史，变成现实永远可以征引的多种索引或多种线索，所以人是未来和历史的作者。

古代之“作”通过“述”而超越了时间流逝而始终在场，始终言说一种精神，成为后人在世继续存在与继续创作的精神根据。

只有当“来时”并非过去的复制，而是以“作”为变量的继续存在，存在才有了历史。

自然生活本来只有“昔与来”的时间尺度，而“作”定义了“古”与“今”的历史尺度，即在“昔—来”的自然结构上建构了“古—今”的历史结构，于是形成了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双重时间意识。

在作者看来，如果一种生活尚未发生社会性或制度性的改变，没有新“作”，那么在历史时态上就仍然属于“古”，尽管在时间时态上是现在时。

从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来看，作者将中国的社会分为几个阶段。比如，在周朝之前只是万国盟约体系，而周朝创制了天下封建制度，秦始皇改诸侯封建为郡县一统，直到清朝灭亡。

作者认为，新的创制还在进行中，当代的中国将激荡旋涡，吸纳融解西方文化之优秀方面为我所用，并最终塑造出全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