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公共政策是决定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常听到的质疑是：标准化的规范会不会捆住设计师的手脚？但是很少有人问：设计的好坏跟政策是什么关系？
设计和规范绝非是简单的对抗关系。一般来说，设计师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环境，地方社群也可以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向政府申请对他们更有利的提案。
设定标准最初的目的基于社会共识，是相对固定的，但设计师给出的设计执行方案是可以商榷的。目前国内的很多优秀规划设计作品都在执行行业规范上都有一些创新性的做法。我的观察是：职业设计师实际上要做好两门功课，一要学会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用普世语言传达设计的价值，能够说服别人；二要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保证每一个作品的品质。
我用一个加拿大BC省的例子来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提高树坑标准引发的争论
树坑大小对树木的生长很关键。充足的根系预留空间和厚实的土壤能很好的保证树木长期的生长态势，但相应的也提高了植栽和建造成本。
加拿大大多数城市地区的树坑规定不小于4立方，而位于太平洋西海岸人口密集的BC省对树坑的规定几乎超出这个标准两倍：树坑最小11.8立方米，行道树地下部分必须达到3米深，还得人工来挖。增加植载标准带来怎样的结果呢？首先看一下大家公认的正面效应，包括：
树龄增长 统计表明，城市树木平均寿命长达7年，而BC省境内的城市树龄平均63年。除去地理因素对植被的影响，植树标准其实对树的健康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提高植载标准直接促使BC省内拥有数量和规模可观的成熟城市森林和庇护社区的林荫。
生态绩效优异 成年的树林在固碳、供氧和空气净化方面都比新植栽的树林显著。由于温哥华地区城区内缘拥有很多成熟的树群，检测表明某些社区公园的富氧量和森林郊区相当。空气净化的基本原理是树叶枝干吸附尘埃，成年树木是新树的若干倍，温哥华城市地区一棵中等规模的行道树可以净化100平方米的空气。
节省绿化养护成本 3年以下的新树养护成本最高，是5-10年成年树木的两倍。成年大树在土壤孕育和调节微气候方面表现突出，减少灌溉需求，大型树冠也为其他动植物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
然而这样的标准还是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无论是从生态环境、社会还是经济的角度，这些观点包括：
造成市政工程高成本 满足树坑不得小于11.8立方米的植载标准不仅是对园林的要求，还意味着市政建设和景观设计部门也得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配合跟上。做设计的人都知道，很大程度上设计就是要解决空间的分配权。想要在闹市区狭窄的街道把树种得美美的，对设计和工程人员绝对是考验。树坑占掉最接近地表的2－3米浅土层，其他管线就要深挖。在不少闹市区的低收入住宅项目里，都因为无法达到树坑标准，设计只好减少树木，改成灌木或草皮。
主张适可而止的绿化 这是一条来自学术圈的建议。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不懈追求优质环境的同时也挤掉了一部分人在大城市的生存权利：郁郁葱葱的城市公园拔高了城市中心的地价，也扩大了人均对自然资源的消费。仅仅从人均占地一项而言，林荫密布的高档社区人均占地就是普通社区的两到三倍。政府在承担更高绿化成本的同时，还必须建造更多公屋给那些失去家园的低收入家庭。世界上很多城市环境最美的地方政府都背负巨大的社会保障服务账单。优质的环境背后总是充满着“谁有资格享受”的社会争议。
另外出于生态科学的“功利”角度，BC省并不需要那么多大树。一般我们认为树木吸收二氧化碳、输出氧气，所以多多种树有益于改善空气品质。这其实只对了一半：碳循环过程从树苗长到成年的生长期非常显著，然而等到树龄20年的成熟期时，树的生长速度会明显减缓，到那时碳循环就相当微弱了。
城市环境过度森林化 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过度森林化”这个概念。加拿大是一个森林资源富饶的国家，木材出口量全球第一。管理森林本身需要巨大的投入。由于人力不足，很多地区自然森林扩张，却来不及砍伐，让加拿大政府非常头疼。由于加拿大有很多自发的护林组织和激进人士，很多城市多年都没怎么砍树，任何有关开发的提议都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评估和公示程序。建造新的房屋只能见缝插针，带来城市能效过低、住房不足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境。
住久了筒子楼，向往别墅；天天呼吸汽车尾气，特盼望能像广告里说的“呼吸着森林的气息”。加拿大的环境问题在中国人听来可能有点矫情。没办法，国情差异大，试着理解一下他们的民生问题吧。那就是，树多到已经把人挤得快没地儿了！
该怎样应对这些意见？
回到文章开头问题的核心上来，谈谈设计跟政策的关系。
BC省出台这样的植栽标准是在十几年前，我们现在读到正反两边的观点，听上去的确各有各的道理。身为设计师，无法置身度外，因为我们对景观环境的处理、对标准的运用，会直接影响树木的生长；同时这些争议传达出社会上各个重要社群对景观的理解、对在城市生活的差异化需求。
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而且我认为只有回答了这个疑问设计师才能品读政策，提高认识水平，对社会公平和生态学领域等其他专业的语汇活学活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制定政策时依据的是什么？换一种问法就是：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核心基础是什么？
是数据吗？
科学理性的厉害之处在于，可以让没有科学依据的人闭嘴。科学家说服别人的利器就是数据，但数据本身并不具有决策权，它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被谁所用，比如政府想做一件事，科学家们摆出来的依据既可以作支持方，也可以用来反对。虽然理想的状态是拿出全面的数据通过无偏见的分析提供给理性的决策者，但是实话实说，拿得到“全面的数据”、研究“毫无偏见”、最后还能“理性的决策”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有难度。政府或开发商委托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往往偏向支持项目推进的证据，不能算在学术研究，即使数据没有被污染。
是经济收益吗？
90年代，一大批经济学家提出自然资本这一概念把环境保护事业从原先的官方规划体系延伸到市场经济渗透到的各个角落。简单的说，自然资本是将自然资源用标价的方式在市场流通过程中显现它的价值，将存在于物质空间中可获得的物品换算成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的物价，比如森林（自然资源）通过生产木材获得市场价值，碳循环过程产生的固碳效益可以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作为认可产品为本国赢得受益。
用经济统计的方法表现树木收益的研究有很多，但并没有研究表明，哪一个市政部门是基于收益和成本来决定与环境健康有关的政策。我不认为BC省的植载标准是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核算的产物。
是表现图吗？
张庭伟教授在《转型时期的规划师角色》中提到，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之后规划师的“权力”缩水，从影响决策到只能执行决策的程度。在规划设计院里工作，我个人的感觉是，能把某一种类型的规划做得好的规划师比比皆是，但是能站在规划的局外，看清楚项目本质，并且有办法提出解决方案的真是凤毛麟角。规划师的专业程度经常被人怀疑，一方面很少有接触科学研究的机会，并不能用强有力的数据推荐给政策制定者；另一方面，有容易陷入对政策法规字面上的理解，对政策制定的本意和局限缺乏控制，空间设计出身的设计师，往往把大量精力花在某种特定的空间效果上，而缺乏成系统的认知体系干预、调解和引导政策。
价值观才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基础
在加拿大，树木作为值得珍惜的自然资源是一种社会共识，也就是说，珍惜树木是预设价值，无论哪一个社群都认可这一点。所以这种价值观才是推动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在公共生活里的坐标。不同社群在发出诉求时就是在他们倾向的价值取向上加码。
有时候看到温哥华被精心照料枝繁叶茂的行道树，我也不免感叹，在温村做一棵树真是太舒服了。每个人生活品质都有自己的立场，但大家不约而同的尊重一个共同原则，就是珍惜共同的环境。
有价值判断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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