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齐国做客卿时,代表齐国去滕国吊丧,齐宣王派遣盖邑的大夫王驩作为副使与孟子一同前往。王驩每天的早上和晚上都来见一次孟子,可是,在从滕国回来的路上,孟子却从来不和王驩谈论有关出使滕国的事情。
于是,公孙丑问孟子道:“先生作为齐国的客卿,官位已经不小了;从滕国返回齐国的路途也不算近。可是,为什么先生在回来的路上,不和王驩商议出使滕国的事呢?”
孟子回答道:“既然已经有人处理好了所有事情,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一章主要记述了孟子对小人的态度。
孟子奉命出使,齐宣王的宠臣王驩只是他的副手,而且职位比孟子低,理应事事都请示孟子之后再处理;然而王驩在齐宣王的宠爱下,目无法纪,目中无人,事事都是习惯性地独断专行。
对于孟子来说,处理这种小人的行径似乎有些棘手。一方面,如果跟他理论,禁止他独断专行,就会被别人看成是孟子在和王驩争权。孟子不愿意争权,更不愿意与小人争权,肯定也不愿意让别人在背后这样评价他。另一方面,在常人看来,王驩的行为实在可气,根本就是目中无人,不把孟子当领导,如果不整治一下,面子上实在气不过。
孟子不愧是“亚圣”,处理方式果然与常人不同——或者可以说,孟子在经过权衡以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让这种小人不把他当领导,也不愿与他发生争执,以免降低自己的品行。所以,孟子的态度是听之任之,姑且由之。但孟子并不是不生气,也不是对王驩没有意见,只是他表达生气和意见的方式又与众不同,就是不再与他谈论公务,不再与他说话。
尽管孟子的态度是严厉的,但言语上却很谨慎。这符合孔子所说的“邦无道,危行言逊”的处事态度。但孟子并非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有时候,孟子抨击时政的言论也很不逊。那么,孟子的言论什么时候“谦逊”,什么时候“不逊”呢?这有一定的规律和界限,即:当他从政为官时,言论是很谦逊的,当他的身份是没有官职的士人时,就变得言语犀利,得理不让人了。这既有身份和地位的因素,也有社会条件的因素。
孟子的这种处事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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