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何种地位？
价值观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价值观是什么呢？
价值观是一种评价性的观点，它既涉及现实世界的意义，也指向理想的境界。具体而言，价值观总是奠基于人的历史需要，体现了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展示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作为稳定的思维定势、倾向、态度，影响着广义的文化演进过程。
价值观有什么特点？
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特定价值观的范导，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价值理想的外化或对象化。从社会的运行到个体的行为，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价值观的内在制约。所以，价值观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2、天人之辨的价值观内涵是什么？
“天”即广义的自然，“人”则指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天人之辨的价值观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A、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
人是否应当超越自然的状态？儒家很早就摆明态度：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的境界。超越自然不仅表现在形成文明的群体，而且以个体的人文化为目标。从价值观上看，文明社会基本的规定则是“爱人”，这是“仁”的核心，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人道原则。
墨家提出“兼爱”，也是一种人道原则。但儒家所强调的“仁”，是以孝悌为本，它更多地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制约；墨家的“兼爱”则超越了宗法关系，它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普遍的内涵。
佛教的“六道轮回”，强调人的地位高于畜生，也认可人通过自觉活动实现从“迷”到“悟”广义的“人化”过程，并且，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倡导，无疑也渗入了某种深切的人道观念。
在宋明理学那里，人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最终形成了“民胞物与”的人道思想。
B、对“人道原则”的调和：道家的“无以人灭天”
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而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道家不仅对架牛服马这种行为提出批评，还严厉斥责社会过程本身出现的人化现象，比如各类技艺和道德规范等。这显然是一种极端且消极的思想，但从价值观上看，道家的主张也包含着一种尊重自然的要求：人的文化创造不应无视自然之理，化自在之物为我之物的过程不能偏离自然本身的法则。
广义的天人之辨还涉及天性与德性的关系问题。相对于儒家注重天性的改造，道家更强调对天性的顺导，所谓“无以人灭天”，亦意味着反对戕贼人的自然本性。自然的人化一旦等同于悖逆天性，则难免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当然之则的异化，而道家反对无条件的“灭天”，对于化解天性与德性、当然与自然的紧张确实也有一定意义。
C、力命之辨与人的自由
是超越自然的自我以趋于更高层次的文明，还是秉承无为，固守天道？这种天人之辨内在地关联着力命关系问题。它们看似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宿命趋向与自由理想的就纠缠上，却是彼此接近的。
在儒家的价值观里，有着对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的双重确认。道家认可天命的主导地位，但在强调“乐天安命”的同时，却又追求一种“逍遥”的境界，以为通过虚静无为，合于自然，便可以摆脱外在的束缚与限制，逍遥于世。所以，可以说，儒道是一样的纠结。
墨家和法家在认可主体的力量这个方面，比儒家要彻底的多。
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的观念与主体权能的确信总是彼此制约，错综交杂的。
3、如何理解儒家的群己关系论？
什么是群己关系？
人存在于世界上，总是逃脱不了处理三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即是天人之辨，人与人的关系探讨，即使群己关系论。
儒家是最早对群己关系作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其对主体内在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并由此提出了“为己”和“成己”只说。为己指的是自我完善，其目标就是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即“成己”。
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的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价值往往被简要的概括为成己而成人：一方面，自我实现是成人的前提；另一方面，主体又不能停留于成己，而应由己及人。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自我完善更深刻的内容：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成己与成人的关系，意味着使个体超越自身而指向群体的认同。事实上，在儒家那里，有着“修己以安人”的主张，为己最终是为了广义的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是一种群体的原则，这个原则促使了“以和为贵”的重群体轻个体的精神形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
群体认同更深刻的意蕴，是一种责任意识。这种意识逐渐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它对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传统义利之辨有何现代意义？
什么是义利之辨？
义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总是以理性要求的形式出现，利在广义上则以需要的满足为内容，而这种需要首先表现为感性的物质需要。因此，义与利的关系往往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即所谓理欲关系。
是更注重精神升华这种理性要求，还是把生命个体本身的物质追求放在首位？义利之辨早已有之，并且在传统价值系统中，二者的统一并未真正达到。随着儒家文化渐渐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存理灭欲”的价值取向，也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形态。
这一点，有深刻的现代意义。
现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发展的新时代，我们一直坚持着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2021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实现了第一个百年计划，小康社会已经基本建成。不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然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我们的人民就难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追求“及时享乐”的物质生活就难免成为部分人的追求，使得传统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使得当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着“成为迷惘的一代，信仰缺失的一代”这样的价值观危机。
而传统的义利之辨则是调和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过去那样完全忽视个体感性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合适，且不符合当代中国国情，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丢了老祖宗的东西。我们仍然要努力去探索义利只见的平衡点。
虽然暂时可能还未成功，但我们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永不止步。
5、儒道的人格学说分别代表了何种价值取向？
儒家注重人格的内圣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还包括“知”的规定。在儒家那里，内圣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仁与智的统一，并形成了一种涵盖于仁道之下的理性主义的价值传统。
什么叫“涵盖于仁道之下”？这是说儒家的理性是伦理化的。比如儒家讲“知”，不是讲见多识广，而是强调“知人”，不外是对社会人伦的体察。
理性伦理化导致了理性狭隘化。对事实的认知往往被置于边缘的地位，“知人”往往压倒“知物”，后来的宋明理学，更是对“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作了严格区分。
内圣之外，儒家又追求外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但就儒家总的价值趋向而言，“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
道家更多地赋予理性人格以“真”的品格，其人格典范也被称之为“真人”。人格上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正是在与自然的契合中，人格达到了一种逍遥之境。道家“贵真”的价值取向，对于人格的异化，无疑也有某种抑制作用。道家还将“贵真”与尊重个性联系起来，显然又有助于人格的多样化发展。
传统价值系统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具有双重意义的遗产，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而应该在更高的基础上化解天与人，自由与必然，群与己，义与利，理与欲等的紧张，扬弃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的对立，重建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理想，则是中国人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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