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70天《白心 第三十八》第1段～第3段

《管子》学习第170天《白心 第三十八》第1段～第3段

原文阅读

      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刑，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大者宽，小者局，物有所余，有所不足。

      兵之出，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适。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义信其强，弱而卑，义免于罪。是故骄之余卑，卑之余骄。

字词注释

[1]当：正当，即可持久实行的常规、常法。有：真实不虚的存在。《老子》：“有之以为利。”义同此。一说为“首”，与“道”古同音而通用，“立首”即“立道”。

[2]靖：通“静”。虚静。

[3]政：正确。仪：行仪，行为方式。

[4]随：当为“堕”。失败。

[5]原：推究本原。动词。计：探讨。

[6]刑：通“形”。

[7]苞：通“包”。

[8]被：得到，承受。

[9]既：通“饩”。《说文》：“既，小食也。”在此有喂食、养育的意思。夸众：众多。夸，奢。一说，“既夸众”当为“百姓平”。

[10]名：指名称，名分。“名自治之”意即有了正确的名称和法度，万事就纳入相应法度照章行事而已。

[11]奇名自废：原作“奇身名废”，据王引之说改。言名不正就会被废弃。奇，通“畸”。指邪或不正之行。

[12]舍：停留。“废舍”，意即无所留止或不稳定。

[13]局：局限，不足。

[14]兵：指武器。

[15]入于身：兵器伤人。

[16]从：跟从，取决。适：和，上下一心。

[17]祥：保佑。

[18]义：宜，可以。信：通“伸”。

译文参考

        建立正当常规，树立有形的存在，应当以虚静为本，以合于时宜为贵，以正确不偏为准，与此相合才能持久。不符合我的原则，虽有利可图也不做；不符合我的常法，虽有利可图也不实行；不符合我的道义，虽有利可图也不采用。首先是顺应天道，其次是合乎人心。人们不提倡的事不去应和，上天不曾开创的事不去跟随。因而其言论不会失效，其事业不会失败。

      追索事物的来源，探讨事物的实质，应追溯事物生成的根据。了解事物的现象就可以考察其形体，根据事物的原理就可以了解实情，找到事物的开端就知道它的名谓了。广泛包罗万物的，莫大于天地；孕育众多物类的，莫甚于日月；民众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水火。但是，天不会因为任何个体改变它的节令，明君圣人也不会因为某个人屈枉了他的法度。天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运行，万物因而都获得它的好处；圣人也按照他的法度行事，百姓也因而得到他的好处。因此，万物平衡发展，大众也就得到养育。所以，圣人治世，虚静无为地对待一切，一遇到事物就按照其既定的名分自然地获得治理。名正自然治理得好，名不正自然会被废弃。只要名称正确法度完备，圣人就可以清静无为。名称与法度不可永远不变，也不能来回变动无所留止。要适应变化来裁断事物，把握时机以确定法度。范围偏大则过宽，偏小则局限，事物发展就会参差不齐。

      取决于上下和谐。道德的到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所以说：凡是想得鬼神保佑者必须行义于人。不义的战争是发动不得的。强者如果骄傲就损害它的强大，弱者如果骄傲就加速它的灭亡；强国谦卑就会更加强大，弱国谦卑就可以免遭祸患。所以，骄纵会导致卑下，谦卑则能荣耀。

核心内容解读

        “白心”即使内心纯洁。《老子》曰：“大白若辱。”白心，即清静之心。此篇与《心术上》篇所谓“洁其宫”“虚其欲”涵意略同，都是指扫除欲念，抱虚守静，修养内心的。然而，本文谈论的远远超出纯洁内心的内容，文中还讨论了对国家和战争无为而治的看法，并且非常细致地描述了“道”的形态、运行和涵义。所以，此篇实际上已经混合了政治和哲学两方面，表现了较强的黄老道家色彩，反映出战国时代道法结合的趋势。另外，本篇多有韵文，是其明显特色。

      开篇说“建当立有，以靖[静]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建立常规常道，当以虚静为本，以合于时宜为贵，以正确不偏为准则，这三者协调一致，就能够持久不败。作者阐述了以虚静为本，符合常规、顺应万物规律的处世方法。

      “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以政为仪，强调了“不合准则，虽有利也不去做；不合常规，虽有利也不行动；不合大道，虽有利也不求取。首先是适应天道，其次要适应人心。”文中表达的义利观倾向于明晰大道、以正义谋利。

      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古往今来一直是一道重大的人生难题。这里正好借鉴分析一下。“利”是满足人的生存欲求的物质利益，“义”是为保证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设定的道义法则。它们既有对立，又有统一。

      先人们的一种认识和应对方法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先秦儒家有这样的倾向，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汉儒则走上更加极端的地步，如董仲舒上书建议：“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也就是只讲“义”不讲“利”。于是，“安贫乐道”“君子固穷”成为中国古代人生观的一个偏向。针对这种偏向，宋代李觏批判说：“‘利’可言乎？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叶适批判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这是批评得有道理的。

      另一种认识和应对方法是：着眼于趋利避害是人的天赋权利，和“义”与“利”的统一性，侧重于鼓励民富民利和趋利求利。《管子》有：“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百姓无宝，以利为首。”追求利益和财富，是人的天性和权利，也是走向道义的物质基础。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主张先“利”后“义”，以“利”为主。这种思想为汉代的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如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王充说：“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而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谷足食多，礼义心生。”王符说：“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在“义利”关系中，“利”是比“义”更重要的立足之本。《列子》甚至主张舍义逐利。他说：“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

        不过，满足人的物质利益固然是国家安定之本和人的天赋权利，但如果个人利益的追求抛弃了道义，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追求还值得肯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孔子补充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管子也补充说，当“利”

与“义”发生矛盾时，“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荀子综合他们的思想，提出先“义”后“利”的主张：“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他将为利而死者称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将“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称为“士君子之勇”。在处理“义利”关系的问题上，经过种种摸索，古代获得的主要结论是：主张以义谋利，反对见利忘义。

        本篇中谈到的重要概念还有“名”，《管子》中多处谈到“名与法”、“名与形”、“名与实”等概念和关系。因为善于给事物以名者，才能成为圣人：“名当，谓之圣人。”对事物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者，才可称之为圣人。作者把对事物的认识正确与否，作为衡量人的标志是很有道理的。文中指出能否认识事物是实行统治的重要条件之一。《白心》说：“正名自法，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原‘法’为‘治’，依郭沫若校改）。”《枢言》也讲过这个意思：“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名必依实，这在认识路线上是正确的，由于有这个正确的前提，因此作者提出的以名制实与孔子的“正名”论有原则的区分。

以名制实很有见地，“名”就是理论、规定和章程。最高的统治者固然要处理具体事物，但更主要的是要抓住普遍性的东西，否则就不得要领，只有运用理论、规定、章程，才能把握事物的一般性和规律性。他的责任在于掌握名实关系，名因实而得，而实必须由名条贯。圣人之“强”“智”超过一般人，即使如此，圣人也只有抓住一般性才能指挥全局。

        文中还谈到“兵之出，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适；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主张行义于人，反对不义战争。《管子》虽然希望诸侯割据的局面归于统一，认为战争是难免的，但明确主张行义于人，反对不义战争。因为武器的使用，总是针对他人的；但对方反击过来，又会伤害自己。战斗获胜，表明打败了敌人；但胜利的得来，也要以自己付出牺牲为代价。所以说：凡是想求福于鬼神的，一定要行义于人，不义的战争是不能发动的。

        这一分析和结论，根本的出发点还是“道”的尚中尚柔。“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者信其强，弱而卑者信其强，弱而卑者免其罪。是故骄之余卑，卑之余骄。”这是关于“骄”与

“卑”的辩证法，也是主张“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的理论基础。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老子的美学思想之审美理想（节选）

（接前文）

三、崇尚阴柔

        在味之浓淡问题上，老子主淡；在物之刚柔问题上，老子主柔。老子认为柔有很多优越性：

      第一，“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写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在老子看来，柔弱正是生命的表现。草木在其欣欣向荣时不是柔弱的吗？而其死后不是变得枯槁了吗？人也如此，活着的时候，腰肢是柔软、灵便的，一死就变得僵硬了。根据这个逻辑，他认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说到柔的时候，喜欢讲婴儿，他说：“專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婴孩的确是非常柔弱的，但婴孩不是最有生命力吗？

第二，“柔弱胜刚强”。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哲学，老子认为柔弱是最有力量的。他用水作比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他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这样看来，老子主柔的哲学不应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消极的保守的哲学。老子的哲学只是在方法论上、策略手段上与主刚的哲学有别，其实质也还是积极的进取的。它柔中兼刚，柔中裹刚。老子这种以柔胜刚、以屈求伸、以退求进的哲学在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上影响极为深远。作为策略，在军事、政治上向来受到重视，为军事家、政治家在其实践活动中广为吸收。

      老子主柔哲学中的内核是对生命的重视，这点向来为许多哲学史家所忽视。诚然，老子将生命的特质归结为柔弱是偏颇的，但他看到了新生事物（最主要的是新生命）在其初始阶段具有柔弱的特征，并且认为正唯其柔弱，才有希望，才有发展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识。如果要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那也应该肯定它的深刻。

        众所周知，儒家哲学总体是主刚的，强调进取。《易传》中对“乾”卦的论述，侧重的是这一面，所谓“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哲学也有主柔的一面。《易传》中对“坤”卦的论述，侧重的是柔的一面，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应该说，不只是道家的主柔裹刚的哲学，还有儒家的主刚兼柔的哲学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刚柔相济一直被中华民族奉为理想的人格。尽管如此，道家的主柔的哲学仍然有它独立的地位和影响，并未为儒家哲学融合、同化。这在中国古典美学、艺术学中尤为明显。中国美学一直认为，有阳刚、阴柔两种美存在，在艺术风格中基本上也可分为豪放、婉约两大品类，豪放属阳刚，婉约属阴柔。清代的魏禧、姚鼐、刘熙载都谈到过阳刚、阴柔两种美。魏禧认为阳刚、阴柔两种美都是“阴阳自然之动”，不可偏废，阳刚之美如“洪波巨浪，山立而汹涌”，它给人的审美感受是“惊而快之”，能“发豪士之气”；阴柔之美，给人的美感是“乐而玩之”，让人生有“遗世自得之慕”。魏禧对这两种美的特点是谈得比较准确的，特别是谈阴柔美能使人“几忘其有身”、有“遗世自得之慕”，切中老子力主阴柔哲学的旨意。姚鼐关于阴柔、阳刚二美的论述为人们所熟悉，它的贡献主要在于最为生动地描述了两种美的特征，并认为这两种美都是合乎“天地之道”的。刘熙载主张把阳刚、阴柔统一起来，提出“书要兼备阴阳二气”，作词则需“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应该充分肯定老子主柔哲学对阳刚、阴柔二美的建立是有贡献的，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未免对老子主柔哲学在美学史上的影响估计不够。

      前面已经谈到老子的“柔”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看重柔，在于柔是生命的特征。如果从这一视点来考察老子主柔哲学在美学中的影响，则有更深刻的发现。只要稍为深入地考察一下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艺术观以及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可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厚实而又强烈的生命意识跃动在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并且以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显现于各种美学、艺术理论。甚至可以这样说，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生命意识是中国美学、艺术学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灵魂。说它以天人合一为特征是因为这种生命意识首先是将“天”（自然）生命化，然后又将人“天”化即自然化的。自然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物质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不可分离，联为一体。这种生命在《易传》称之为“太极”，在老子称之为“道”。美、艺术皆为“道”之花，生命之花，“柔”则可看成是显露在鲜嫩的花瓣之中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卷）》，陈望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国学与人生》，祁志祥，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