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看见万阿嫂在堂屋和厨房间走动，好像在做晚饭，又好像在打杂事（农村旧称，即做家务活）。她家住在湾子正中，门前有片特别宽敞的场子，是小时候常去玩耍的地方。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亮堂，整理得很清爽。
记得她家男将（丈夫）是生产队队长，上面大小干部来了，基本上都是到他家吃派饭。万阿嫂能说会道，做事麻利，饭菜做得很香，又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那时，常有公社干部到她家吃饭，一方面源于她家饭菜做得卫生可口，生活条件还不错；另一方面表明她家跟上面关系不一般，来往越多，走得越近，关系越铁。因此他们家在当时也算是有头脸的家庭，家里人走出去也很风光。
那天天色已晚，要赶回自家老屋里去住，怕是要走一个多时辰的路程。看来晚上只有在万阿嫂家借宿了。心里不禁埋怨起母亲来，怎么不提前跟万阿嫂打个招呼，我平时性格木讷，又不善言辞，睡在别人家里怪不好意思的，不知道怎么向人家开口。
正在左右为难时，母亲突然说有车送我回家了，当时儿子也在场，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车子还是家里那辆红色本田代步车。反正儿子也会开车，能送自己赶回老家过夜，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不知怎么就到了家门口，只见湾里新干妈（自家亲门儿的一个婶婶）在我家门前场地上横着放了一棵大树。她一手扶着大树树枝，一边默默地看着我，那神态像要跟我挑战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棵树是从房子后面的高家坡上挖来的。大树蔸子上满是泥土，堆在门口足有半人高，挡住了回家的道。
一见到这情景，我心里憋着的气不打一处来，急得只跳脚，用怒火中烧，怒发冲冠来形容也不为过。我压制不住心里腾腾上升的火苗，大声与新干妈争吵起来。
“你凭么事把树挖了，还放在我家门口，你家难道没地方放吗？”我厉声喝道。没等她开口争辩，我接着斥责她：
“没想到你当长辈的也做得出这样的事来？我们家有么事得罪你的地方，你尽管说，你没必要做出这么绝情无义的事情！”
她嘴里嘟哝着，听不清说的什么。我不管不顾地质问她：
“难道你不晓得我们两家的关系，在这个湾里我们才是亲门儿的，是最亲的亲人！”明显看得出她有些理亏了。
“如果我挖一棵大树，连树带土地堆放在你家大门前，你会怎么想。做人要将心比心，不能昧了良心！”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像个泼妇一样，对她好一顿数落。
我得理不饶人似地，一句接一句地奚落她，声音越来越大，理由越来越充分，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胜利的斗士，发泄着心里的不满，谴责着她的不是......
我摆开大干一场的架势，准备好好与她掰扯掰扯。愈吵愈烈的声响突然把自己惊醒了。一看手机，才凌晨2点多钟。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眼望着窗外的星空，仔细梳理着刚才的梦境。想探究梦中的征兆和寓意，或者有什么启示，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一无所获。
其实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听说湾里万阿嫂也走了七、八年。至于新干妈，前两年回去还见过她，身体还算硬朗，只是她家大干儿（叔叔）中风好几年了。
我家房子跟万阿嫂家房子中间只有两家之隔，那时公社书记蹲点就在她家住着。为了方便联系，公社里第一个在她家安装了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有时趁着大人出工，书记回公社去了，我们几个调皮的孩子就溜进书记住的厢屋里，按住电话上面凸起的接触器，握住手柄使劲一摇，电话很快就通了。
不知从哪儿知道话务通讯员的名字叫“永奎”，一群小孩儿就对着话筒齐声喊道：“滴滴哒，滴滴哒，快叫永奎接电话；永奎不在家，去喊永奎的妈！”
不等电话那头回话，一群顽皮淘气的孩子就一哄而散，冲到门口大堰，一个个跟水猴似地跳进水里不见了踪影，生怕“永奎”从黑咕隆咚的电话机里蹦出来找自己算账。
也许是前两年不测的境遇彻底击溃了那颗曾经清高孤傲的心，也许是命运故意捉弄人，所有的繁华落幕，物是人非，自然感到孤独和落寞，人生一下子跌到谷底。
所以，静下来的时候，不免多了些回忆和反思。但是昨夜的梦，对于一个所谓的心理咨询师，一个曾给人多次解过梦的人，却成了无解，成了谜团。
即使午夜时分的梦不断，纵使有千万个理由证明自己正确，争个是非曲直，分个上下高低，赢了又如何呢。生活不也是如此么。
这正是：人难免，有恩怨，梦醒时分全了断；没有愁，无遗憾，幸福生活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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