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也是从这一篇开始，鲁迅这一系列的随感终于有了名字。名字是有了，但名字很奇怪，《“来了”》，到底是什么来了呢？单看题目是看不出的。往下看，““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像是在说绕口令。
“过激主义”这个词，最初是日本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带有偏见的译称。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于是也用这一称呼来贬低马列主义。毕竟“过激”，一听就是贬义词。北大教授胡适就发表过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马列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鲁迅这篇文章则认为可怕的不是主义，而是那些视百姓如草芥的暴政。
可怕的不是来了哪个统治者，而是来来去去的都是骑在百姓头上的压迫者。就像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说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像鲁迅诗中所说的那样，“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九一九年，正是军阀混战、割据一方、盘剥百姓的年代。文中，鲁迅列举了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人民的暴行和湖南军阀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当然，出于安全考虑，他只提了“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这样隐晦的说法。同样的原因，他只说可怕的是“来了”来了，而不能明言是什么来了。
所以鲁迅才说，对于百姓而言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身处于前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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