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难免便失了愤青的做派。经常一团和气而油腻地在生活之中游刃有余的沉沦。重新读一下鲁迅，似乎对己，对人都会有些好处。于是便翻开鲁迅先生的全集，把《小杂感》的那篇曾经看起来晦涩，却实际上是正逢其时的文章重读。弄了一篇小小的文字，便算是这重读鲁迅的发端吧。后来，又因为在论坛上因为看不过眼，而忍不住勉强出手，用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为基础，铺演出一篇文章。虽然当时纷纷扬扬，最后为了和谐却也只得删除了事。可见，先生的匕首和投枪，哪怕久落尘埃，但只要拂落尘土，依然锋利侵人。所以呢，再选几篇先生的文字，碰到有让人沮丧或者愤怒的时候，借此来自勉一下吧。
《热风》是鲁迅先生早期的文集，而随感录又似乎是这其中的未雕琢之璞玉，未开刃之投枪。逢着事情，从先生的文集之中检出。不为扔出使人流血，只为自己不浑浑噩噩，唯唯诺诺的随众而言，人云亦云吧。
废话少说，固定的动作，先看原文：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游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予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 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随感录三十八，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是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的第五卷第五号。作为五四运动的前夜，此时的鲁迅正在打起精神，为新的文化变革面对旧式学者的责难舌战群儒。这篇文章也是如此，重读起来；每一次在辩论中面对对方人多示众而口杂的形势之下，便难免回想起这一篇文章来。于是，便像习武的碰到了关二爷显圣，舞文的见到了孔夫子复生。赶紧抓过来，作为自己的虎皮扯起大旗来。殊不知，这其实也正是这篇文字之中嘲弄的所谓“合群的自大”之一种。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意思，想用来做匕首和投枪的，先得自己搞明白，这文章里真意到底是啥；否则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
但是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主旨却是在他分析的“合群的爱国自大”，包括前四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有恃无恐的骄横与强硬言论。这些言论似乎也完全可以翻译成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冒充“自古以来”的说法。譬如片面的强调考古发现挖掘出来的“地大物博、开化最早和世界第一”。地大物博早就先生也早就嘲讽过了：
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貌似先生的话以现在的情况看似乎已经过时，毕竟我们当下至少也有了一些狮子的样子。但是老拿着考古新发现来说“开化最早和世界第一”，似乎还是有些轻浮的自负，也多少显得不那么有底气。而如果为此再忽略我们当年为了世界第一而说过一些谎话——如地动仪等；甚至还进而攀比西方文化的一些考古造假行为；这样就更是显得不够自信，不够强大。
反正现在已经是盛世初现，甲云的说法其实只要注意一下语气似乎也并无多大问题。反而还颇有振奋人心的效果不要矫枉过正便是。
乙云的话，现在倒是少了很多。也许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国学忽悠和看到了太多糟粕的缘故。不得不说，现在这样的言论到确实少了很多。毕竟与时俱进的大潮之下，还泥古不化的复古者并没有多少精神世界的影响力吧。但即便是这样，我想还是应该颇有鲁迅先生一份功劳的。
丙云的话，其实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颇有些影响力。毕竟作为晚清洋务派名臣香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想法根子上也并没有大问题。但是如果致力于给先进的东西都找一个炎黄华夏的祖宗倒也大可不必。毕竟二进制和周易的区别我们还都是显而易见可以看到的。之前我看到过的拿《论语》解区块链去中心化，在河图洛书中寻找量子计算的影子都是此类货色。这种生拉硬拽不仅不会蓬荜生辉，反而会黯然失色。
丁云的话就更有意思了。曾经有人寻过网络喷子的辩论逻辑，你和他说XX是不好的传统恶习，他便会跳起来说，欧美也有类似的XX行为。但却对于XX行为本身的对错避而不谈。鲁迅先生对此下的“消极抵抗”的定义似乎还算是比较厚道的了。这个其实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不过，就鲁迅先生原来的文章而言。重点批判的还是第五种说法的。第五种说法的情形确实也很有意思。首先，第五种说法强硬而且剽悍：
“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何等豪壮的话语。仿佛是国家自豪感、民族荣誉感都渗透到骨子里了。所以鲁迅先生说的也最是苦口婆心：
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
这话说的实在是颇有些“哀其不幸”的郁闷和“怒其不争”的无奈。
再钩沉一下史实吧。其实鲁迅的这段话是针对《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任鸿隽（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议论而发的，该信中所言：
“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误）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鲁迅随感录38.jpg
任鸿隽其人是个典型的科普学者，创建了中国第一本科普杂志《科学》，而且也是革命元老。重庆晨报曾经在介绍巴蜀人物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送蒋介石归国革命，为孙中山起草文书”的名人。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夕，被鲁迅先生这一通狠怼，俺以为也是得其所哉。五四运动本身就是打破旧文化枷锁的解放运动。承认文化传统中的昏乱却不思改变，反倒以从来如此而强横的加以坚持……如此做派，自己做昏蛋事小，影响了青年们的思想就贻害无穷了。
由以上的这些拉拉杂杂的感想所见，其实鲁迅先生的话术还是很高明的。打击的目标也是异常精确。对于当时正处在国运低谷的时候的一些青年的“好胜心”表现，如甲乙丙丁等所云，还是仅仅讽刺而没有诛心。对于戊的这种看似坚韧顽强，却实际可能流毒无穷的言论，一剑封喉，直指关节所在。
不过，现在再看起来。新中国的教育，其实已经把第五种说法的土壤基本摧毁了，很难再有什么发展。但是前四种倒是如火如荼的扩散开了，混在民族自信和中华复兴的时代大潮之中。所以呢，重读这随感录三十八的意义也就在于此，甲乙丙丁所言，也还是有着相当的问题。咀嚼一下鲁迅先生的闲庭信步一般的批判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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