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一生只有“变法”二字。
这个变法，给他自己铺就了一条不归路。
不过人生高光时刻，他哪能甘心放下。他成名于变法，毁誉于变法，毙命于变法。
他近乎断子绝孙式的重刑罚、推新法，结果未至子孙，自己先葬身在“五牛分尸”的极刑中。
秦惠文王执政初期，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先干掉商鞅。是什么情况让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个人认为，秦惠文王是在旧恨新仇，加君权巩固的需要下，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们来分别说说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间的那些事。
旧恨
秦孝公时期，也就是秦惠文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商鞅坚持秦国迁都咸阳。太子不同意，对变法说三道四，商鞅就杀鸡儆猴，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决要法办太子以警示天下。
这可是一桩能秒上“热搜”的新闻，绝对能彰显新法必行的政策力度。于是太子就成了商鞅手中的一颗棋子。
虽然后来以处罚太子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了结此案，但受辱的太子，鼻子被割、脸上刺字的两位老师，就成了有着共同仇恨目标的帮派，这个帮派：
恨他商鞅，绝对不是三两天！
新仇
秦孝公临死时，为保新法继续推行，曾表示要传位给商鞅。这是《战国策》当中一笔带过的事情。
具体情形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秦孝公真的对新法推行，坚决到要改世袭为禅让的程度吗？未必。
此举多半有其用意：一方面是给太子以警告，表明自己的变法遗志坚定；另一方面，商鞅当时因变法而势力和名声过大，秦孝公死后，太子能否掌控商鞅，保住嬴姓君权，秦孝公有着担忧。此举其实试探商鞅的野心，大过于信任的。
这对秦惠文王来说，释放了一种危险的信号。
虽然商鞅经住了考验，拒绝了秦孝公的传位之意，但当他处在人生至高点时，自比五羊皮百里奚，人前得意之极，他是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死期将至的。
即使被秦惠文王削官返回封地，他仍不避风头，出行仪仗队伍，和诸侯的规格都差不多，自然就更给秦惠王文以判断：他回封地后，积蓄力量，谋君篡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杀之以绝后患”就成为他唯一不二的决定。
君权
商鞅变法，虽然百姓怨恨，保守派势力的反对呼声很高，但是对秦国的富强，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稳固提升，都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商鞅因此名声大噪，至今我们提到变法，都是以“商鞅变法”为主。可见，在当时人们更是只知道有“商君之法”，而不提“秦王或秦国之法”。商鞅的势力，在秦孝公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而且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派系的势力。
功高盖主，是哪个君王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对于秦惠文王，他执政之初最首要的事情，不是发展，而稳定，稳定自己的君权。
如果说局势需要，继续任用商鞅，稳步推进变法，岂不是更合理？而事实上，商鞅即使被干掉，秦惠文王在如此众多的反对意见下，仍然沿用的还是商鞅的一套做法。这也就更证明了：
秦惠文王目的，不在于平民怨、听呼声，而仅仅在于容不下商鞅这个人。
结语
从秦惠文王的角度来看，商鞅是他君权稳固的最大障碍和威胁，干掉商鞅以及支持他的派系，是秦惠文王上位维稳的首要任务。
可叹商鞅，执著于建立功名。从卫国、魏国，辗转来到秦国，托人三番五次进谏，自己的政治见解，从建立顺民意的帝王之道，最后妥协到投秦孝公所好，推行逆民意而上、速见成效的霸王之术。
秦王急功近利，商鞅也好大喜功，聪明反被聪明误。虽然历史的车轮被他推动加速前进，但他自己也未能善终其身。
当商鞅被五牛刑车套住之时，他内心是否有作茧自缚的悔恨，还是早已坚定从容地看淡生死，我们已经无从揣测。
但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的功劳簿上，商鞅这个名字，是谁都无法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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