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要在这凉薄的世上深情地活着”

“我偏要在这凉薄的世上深情地活着”

从承德回来的车上，后座的男子，看上去三十出头的样子。一上车就睡，在从承德到北京的六个小时里，他大概睡了三个小时，醒来后不断地接电话。大多是和同事，上司说的工作的事，我也确实不感兴趣。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车子经过服务区，大家下车买吃的，又陆续上车。因为有人下车，他坐到了前面。也就是和我同排。我看见他拿出手机来回翻动通讯录，最终拨通电话。也许是因为主动打去电话，而不是被迫接受电话。他的语气一改之前的谨慎，讲话声音很大。我听见电话那头的人问：“在北京这几年，怎么样啊。” 他叹了一口气，说 别提了。两个人仿佛心领神会地不再过问对方的近况，开始谈起以前读书的时光。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交流，也许那是成年后虽远离故土，但此时可以抛开工作，家庭，在双方都熟知的事情上匀些回忆。直到他已经到了目的地，手中的电话依旧没有挂断。我看着他下车，关车门，走进一个小胡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无论天黑回家是否有人等他，亦或第二天工作是否顺心。但此刻，和故友聊着往昔的他是快乐的吧。差一刻钟到十点，黑夜时的万家灯火是这座城市最普遍的样子。

北京，其实一点也没变。

这座城市很大，在深夜街角痛哭流涕没有回声。北京这座城市也很小，人潮拥挤装不下梦想。我对北京的记忆是从八岁开始的，那一年跟着父母在北京读书。我至今记得，在那个大杂院的出租屋里，正午的阳光会照在水泥地上。大杂院里住了很多南南北北的务工人员，接近40度的高温，那些小孩也不怕热，在院子里不停地跑着，互相推搡。我就那么站在门口，怯怯地看着他们玩着我没见过的游戏。大杂院的外面是一个酒楼，高高挂起地大红牌匾上写着：“万泉山庄”四个字，那里经常很热闹，来来往往的“达官显贵们”一个个大腹便便地穿梭其中。有时候走在路上偶尔听见家乡口音觉得特别亲切，回头看着那个人走远又觉得失落。知道班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甘肃的，觉得有点安心。那一年，弟弟刚出生，母亲天天忙得睡不好觉。父亲那时工作很辛苦，早晨四点就去上班了，晚上回来十点以后了。家务琐碎都是母亲亲力亲为。洗衣做饭，照顾婴儿，隔两天就要给八岁的我和七岁的妹妹洗白色的校服。也是从那时起，在外婆家从来不干活的我们开始学着熬小米粥，自己操心装好第二天上学要拿的东西。学着包书皮，晾衣服。在北京停留了一年半时间，虽然后来假期也总去。但我始终觉得和那里格格不入，那样一座城，始终让人觉得压抑。我想我的负面情绪大概是因为坐长途汽车27个小时晕车所致，又或者因为睡一觉起来出一身汗去六里桥吹风便得了重感冒。也许不该归咎于这样的小事，但第一次离开从小熟悉的地方，难免让人不适。

十二年过去了，很多面孔和名字早已忘却。那种初来乍到的无措感倒是记忆犹新。曾有人对我说：“人从他人神色流转之中照见自己。”我一直不甚理解，直至那日，在理发店门口看到一个小孩。手足无措的模样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自己。

爸妈在北京待了20年。即便如今，父亲也还是经常去北京干活。我从未问过他们，初到北京那几年是如何度过的，只是在他们和外婆外公的闲谈中略知一二。想来，是因为这世上有所牵挂，即便不情愿也要拼一把。偶然读到卢思浩的一本书，里面写：“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看纸质书，为什么要写信，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去见一个人。你就告诉Ta，你偏要在这凉薄的世上，深情地活着。”所以，不管怎样，为了热爱的事情，我们都要深情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