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一一矿井深处

朝花夕拾一一矿井深处

（一） 70年5月，17岁的我正式参加了工作，到一矿采煤二连当了一名采煤工人。我不是成批招的工，是我一个人来的。其中的缘故是，起初我是应招去钢厂的，却因钢厂想把一矿的一个工人调到钢厂，据说此人以前在钢厂工作过。就这样，我被交换到了一矿。这事没人问我同意与否。就这样，我被动的，毫无选择的来到了一矿。在此前的69年，矿上曾成批招过一次工，其招工对象有西海固的农民，也有职工子弟。 父亲也是一矿的工人，59年从山东自流到石嘴山，第一份工作也是采煤工，我算是子承父业。

(待续)

  （二） 噢，前面说我刚参加工作的单位是一矿采煤二队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矿采煤二连。 那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型厂矿企业的单位建制也和部队一样称呼。虽说矿务局没叫矿务师，一矿没叫一团，但矿以下单位还是以营、连、排、班称呼的。那时一矿就有采煤营，掘进营等。 当时采煤二连的指导员是刘忠，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连长是勾进德，山西大同矿调来的，特别能干，是全国劳模。我所在的排排长是耿志斌，宁夏人，也是个先进人物。副排长冷秀峰，班长郭洪成等。 (待续)

  （三） 我刚参加工作时，带我干活的第一个师傅叫潘祖海，他是浙江人，58年支宁来到石嘴山。可能是个孤儿，因为在我们相处的几年时间里，没有他回老家看望父母的印象，只记得他有个表兄一类的亲戚，也是支宁来的，在下营子乡务农，我和他一起去过。 记忆中他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吧，已婚。老婆叫杨玉然，天津人，长的白白胖胖，也很健谈，可能是“京油子，卫嘴子”的缘故吧。他们之所以成婚，是杨的一个表哥在基建营工作，给介绍的。据说杨家那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而师傅那时工资算高的，倒是帮了丈人家的忙。 师傅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军，小的叫卫，都长的漂亮可爱。师傅的老婆在天津的时候多，在石嘴山的时候少。毕竟是天津城里人，自然看不上石嘴山这个小地方。 从师傅老婆嘴里，我知道了“潘杨不通婚”的典故，是因为历史上潘仁美和杨继业两家争斗，结下了血海深仇，故而定下了祖训。可师傅老婆做为忠良的后人，还是义无返顾的嫁给了奸臣的后代。可见，时代变了，祖训也不灵了，正可谓是真爱无敌。

(待续)

（四） 师傅个不高，大概不过1.7米，脸也不大，一双花眼很好看，鼻子也尖挺，总体来说，是属于那种短小精干的类型。 他为人热情，很得当时我们这些小伙子的喜欢，大家关系相处的很好。那时，和我一个班的职工子弟吴正平，王全才都是他家的常客。我们是师徒，也是哥们，一盘花生米，一盘白菜心，一瓶123酒，几人就可以开心的喝一场。 吴正平比我大两岁，王全才和我一样大，那时我们三人是工友，也是好友，我和他们的合影现在还保存着。十七八岁的年龄，风华正茂，多好的时光啊。 在采煤二队的时间，我们仨都谈了对象，吴找了个鞋厂的工人，王找了个矿充电房工人，我则谈了个矿小老师。 他们两对，在当时看来都很般配，他们结婚了，可多年以后又都离了。我则根本就没谈成，吹了。

(待续)

　（五） 一矿开采的是烟煤，矿脉由东往西下斜，越来越深。运输方式是斜井运输，第一个运输车场是974车场，也就是海拔974米，地面大概海拔1000 多米。依次向下有830、600水平车场。 矿上的机械化水平也是逐步提高，开始是矿车运输，绞车提升，后来是大皮带运输。掌子面（采煤工作面）的支护材料开始是木柱子，后来是铁柱子。铁柱子有两种，早期的柱身有多个条形孔，需用钢制锲子用大锤打进去，依次把柱心抬高撑紧。后来的铁柱子外壳没有孔，改用升柱器，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一棵可升高2米的铁柱子大概120多斤。至于以后的液压支柱，掩护支架就更先进了，但那时我已离开采煤队。 就连我们头上的安全帽也越来越好，由最早的柳条帽逐步换成了钢化玻璃帽，外形好看了，强度提高了，自然安全性也就更好了。安全帽上配戴的矿灯也是由大到小，重量减轻，亮度提高。

(待续)

　(六) 根据地质构成的不同，一矿的煤分成九层。在我的记忆中，开采的有三层煤，五层煤，六层煤，八层煤。其它的煤层可能是因为煤质或其它原因没有开采。 我刚到采煤二队时，干的是三层煤，三层煤总高六米多，分三个层面开采。三层煤煤质不是很好，夹矸多，夹矸中还有硫磺胆，味道很呛人。掌子面长100多米，大概有20度的坡度。开采方式是长壁式炮采。 打眼工用电钻打眼，钻杆是麻花式的，用于爆破的炸药是硝铵炸药。炮声响过，连煤带矸石堆满采面，负责攉煤、支柱、回收的大班工人，由下向上，边攉煤边一节接一节的向上铺溜槽。溜槽是铁质的，表层镀的搪瓷。溜槽从下溜子头一直铺到上溜子头。 工人们分段作业，俩人一组，叫“一把锤”。工作条件艰苦时，也有三个人一把锤的。带锤的是师傅，被带的是小工。我刚上班时，就是和潘祖海一把锤，他是师傅，我是小工。那时，带锤的一般都是五级工才有资格。我师傅是六级工，人称潘大工。

(待续)

（七） 在我当采煤工的那个时期，工资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不管到那，几级工每月工资多少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类别和地区差。我所知道的类别就有矿建级，服务级，土建级。同是二级工，矿建级月工资44.48元，服务级是42元多，土建级则是48元多。所谓的地区差，就是把全国分为若干个地区，享受不同的地区津贴，就是在月基本工资之外，再加个百分点。石嘴山被定为11类地区，地区津贴是百分之八。 我刚下井的时候，是二级工，不久被调为四级工，月基本工资60.88元，入井费开始是每天0.4元，后来调到0.6元。记得那时我上一个月班，可开到80多元钱。我当采煤工时最高级别是五级工，月基本工资71.21元。师傅六级工，月基本工资83元多。队长勾进德那时是七级工，月基本工资90元多。八级工月工资101元，是党员的，月交党费1元。据我所知，那时一矿只有三个八级工，他们是高元忠，王玉华，邵奎武。

(待续)

（ 八) 井下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这是世人皆知的。 我在采煤队工作的时侯，一把锤一个班的工作量，少说也得十节溜子，一节溜子1.5米。在这个区域内的攉煤、支柱、回收等活儿就都是你俩人的了。待活儿干完，必定是汗流浃背，连大腿处的裤子都是湿的。 我那时还是小伙子，对于累来说并不觉得怎样，井下工作最大的不好处是安全问题。碰手碰脚随时发生，伤胳膊断腿常有所闻，搞得不好，还有生命危险，而且是不可避免。在这方面，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个百万吨死亡率的指标，这在其它行业是没有的。好多年前人们就说，就全国在说，死人最多的是交通事故，其次就是煤矿。在我认识的人中，就有好几个因工牺牲了。 一矿第一个受重伤的是王顺宝，他是蒲城煤校毕业的技术员。大概是六零年吧，他在井下工伤，造成下肢瘫痪，一辈子与轮椅做伴。他那时也就二十郎当岁吧。

（九） 有朋友说，你的文章开篇就说想起了师傅，可这么多天了，你啰里啰嗦地说了那么多井下的事，可并没说师傅多少事啊，是不是有点厚己薄彼。想想朋友说的也对，可问题是我想起了师傅，就想起了和师傅有关的人和事，不由自己。在我和师傅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经过的、看到的、听到的，师傅都经过了，看到了，听到了，可当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 换个味儿，再说说师傅吧。师傅六级工，被人称为潘大工。是的，在所有在掌子面带锤的老师傅中，师傅级别是最高的，再往上的七级工、八级工都当干部了。师傅还有个绰号叫“插销”，是说师傅裤裆里那玩艺，硬起来象连接矿车三环链的插销。那插销的具体尺寸我说不清楚，想来也有半尺多长，四五公分粗吧。但师傅那玩艺究竟硬起来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不知其然。 那时候在井下，一旦因什么干不成活，大家在回风巷休息，一些老工人就会讲些一荤段子，什么大姑娘走路什么样，小媳妇走路什么样，什么大姑娘肚皮什么样，老娘们肚皮什么样，等等。记得有个老工人叫刘金岭，河南人，他讲的最为生动有趣。那一年那一月，正月十五下大雪。他总是操着河南腔这样开头，接下来就是一个荤故事。我最初的有关男女的知识，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待续）

（十） 说了师傅，再说说师傅的老婆。她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故事说的是天津有个电台女播音员，声音非常好听，把一个小伙子听上了瘾，迷住了。慢慢的这个小伙竞因此而爱上了这个播音员。于是千方百计得到了这个播音员的联系方式，此后就是用那个年代通用的方式一一写信，一封接一封，频频向那个播音员示爱。后来那个播音员也有了反应，给这个小伙子回信了。如此一来二往了一段时间，二人竟发展到相约领证结婚的阶段。而在此前，两人从未约过会，见过面。到了领证这天，两人会面，小伙子才发现他心中的女神是个麻子。小伙子心中诧异，不悦，但两人还是领了结婚证。 师傅老婆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竞让我也从心底喜欢上了好听的女声。记得那时看过一部名叫《金达莱》的朝鲜电影，其中有一段时间很长的女声独白，我感觉声音就非常好听，似乎也把我迷住了，但没有发生天津小伙那样的故事。再后来我上电大的时侯，记得有一次上的是录音课，授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的声音也是那么甜美动听。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效果特别好，听得进，记得牢。在我的潜意识里，一听到甜美清脆的女声，心里就觉得特舒服。 师傅老婆那时对我印象不错，有次还透露出想把她妹妹说给我，当得知我已在谈对象，自然也就罢了。但师傅老婆还是在石嘴山做了一次红娘，把她一个叫什么玉珍的同学，介绍给了我们班一个叫田忠孝的工人。田和师傅年龄差不多，人长的很好，还戴副眼镜，挺斯文的样子，据说还当过解放军。在那个年代，复转军人是很吃香的，差不多都当了干部。田忠孝怎么就没当上干部，不知什么原因。 （待续）

（十一） 采煤队在矿上是生产一线，采煤工属特重体力劳动。在那个什么都要计划，什么都要票证，什么都有标准的年代，粮食供应自然更是如此。那时人们的吃粮有好几个标准。采掘工人每月54斤，而且多数是细粮。井下二线每月50斤。还有其他被称为重体力劳动的每月45斤。一般的32斤。社会居民每月27斤。 采掘工人之所以吃粮标准这么高，听说还有个故事。说的是建矿初期，负责商业、粮食等物资供应的部门，为了了解井下工人的实际情况，专门组织人到井下实地考察，但他们只是在井下的大巷、工作面走了一趟，就累的受不了，别说干活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井下工作确实辛苦，定多高标准都应该，于是才有了这个54斤。 对于我来说，一月54斤粮是吃不完的，记的我那时一月有40斤粮也就够了。吃不完的，自然补贴了弟妹。 井下工作的辛苦，不但体现在劳动强度大，安全性差上，还有就是脏。一个班下来，满脸都是煤灰，只有眼睛明亮，牙齿雪白。平时，眼睫毛、耳朵眼、鼻孔里都沾着煤灰，怎么都洗不干净。即使是十天八天不上班，身上的毛孔还是会溢出灰来。白衣服穿在身上不用一天，衣领就成黑的了。 讲个笑话吧，是老工人侃的荤段子。说是一个妇女去医院看病，医生掀开她的衣服检查肚子，问那妇女说，你的肚皮怎么这么脏，妇女回答说，我男人是下井的。 （待续）

（十二) 70年我刚上班的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在整个运动期间，全国杀了不少人。石嘴山也不例外，有被杀的，有被判的。 矿上阶级斗争的弦也绷的很紧，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人，警惕性都很高，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务必把各种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平日一个小时的班前会改成了三个小时。赶上上早班的时候，五点就要到矿上。那时我连辆自行车也没有，从家里徒步到矿上大概得半个小时，所以我半夜四点就要起床。都是妈妈先起来，做好饭后叫我。 班前会的主要内容是学文件，读报纸，最后是当天的工作安排。经常是我读报纸，有时还带着工友们唱样板戏和其它革命歌曲。记得我还教工友们唱过西哈努克做词的一首歌，歌词内容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爱。一帮子老爷们唱柬埔寨味的歌，现在想来挺可笑的。 矿礼堂经常开大会，有时是领导做报告，有时是批斗人。记得有次矿政治部主任郑凌贵在大会上讲，有人在井下的铁柱子上写反动标语，还发现有人在厕所用语录纸擦屁股等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时从上到下信奉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抓革命，促生产”。可那时的生产任务老是完不成。是指标定高了？还是什么原因搞不明白。为完成任务，经常要加班延点，但不多发工资。延点时间一般二三个小时，也有更长的，记得有年大年三十，整个上班时间大概有十四个小时。加班不给工资，但给免费送顿饭。有次送的是大肉莲花菜包子，那个香啊，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不记得是那年了，矿上全年完成任务，为庆祝这伟大的胜利，矿上在大食堂举行庆功宴，全矿工人个个参加。十人一桌，大鱼大肉，欢声笑语，盛况空前。 （待续）

（十三） 我在采煤二队工作大概有三年，后因病调到地面。先后在矿土建队当过普工，在供应科当过装卸工，在运输区当过矿车修理工。75年重返一线到采煤三队。 这期间，又认识了许多人，经过了许多事，有的还记得，有的忘记了，其中自然不乏记忆犹新的桥段。想说说又觉得与本文关联不大，有些内容与前述也似乎大同小异，就不说了吧。 77年，矿上再次组建采煤六队，我被调了去。在采煤六队，我的头上开始有了不大且不同的官帽，团支部书记、副排长、基干民兵排长等。再有让人高兴的是，师傅潘祖海又和我走到了一起，他是排长。 但凡世上的事，无不利弊同在。这不，看起来个人有点光鲜了，可肩头有了担子，经历的危险场面也多了。六队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工人，因此我这兵头将尾的官，更要事事亲历身为，凡是难干的活，危险的事，你都要冲在前面，有好几次我都身处险境，有一次还差点丢了性命。 那天我和副队长李武一起下井，两人约定，他到下顺槽溜子头等我，我从上回风巷下工作面。当时我们干的是八层煤，煤层高度平均也就80公分左右，最高不过一米。最低处只有50公分左右。工人干活只能是蹲着、坐着，个别地方则是只有爬的份了。 井下情况不明，我和李队长先下井，工人在待命。八层煤工作面空间狭窄，一放完炮，老空一侧全被煤堆满，人只能从溜子道进入工作面。所以我和李队长特别约定，不见我的面绝不能开动溜子。 我一个人从上溜子头沿溜子道或蹲，或爬，艰难的向下溜子头行进。当行至工作面中部最低的一段时，我头朝上，脚朝下，在溜子上向下挪动，肚子紧贴着溜子，背部紧贴着顶板。万没想到的是此时溜子开动了，我心中大惊，冷汗直冒。溜槽中的挂板擦着我的肚皮而过，我想挪开身子，可受环境限制，动弹不得。这时，随便一块石头或是一块板梁从溜子通过，就一定会豁烂我的肚子。我极力想脱离险境，左动右挪间，腿一弯，膝盖却又触到了挂板。此时我眼前一黑，心想完了，命休矣。万幸的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溜子停了，我迅速离开了溜子道，松了一口大气，合着我命不该绝啊！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后面的事就不说了 （待续）

（十四） 在采煤六队有段经历，是那年忘了，但事还记得清楚，甚至有点引以为豪。那年石嘴山武装部组织基干民兵排长军训，大概有二三十人参加，地点在小咚湾，那里曾经是文革期间的一所干校。时间好象是十天吗还是一周，集体住宿，不让回家。 负责 军训的首长叫赵兴超，当时是什么职务忘了，但后来他是石嘴山武装部的部长。81年我三弟报名当兵，我去找过他。弟弟顺利入伍了，我想他应该起了作用。 军训教官姓曹，是武装部的一名干事，山东人。关于曹教官，叫说他还有段故事。说的是他当兵是在山东，从农村入的伍。当时石嘴山有个张海迪式的女青年，未婚。他的事迹报道不知怎么让正在当兵的曹教官看到了，进而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千里传书，向这个女青年示爱求婚。几经周折，这事还真成了。结果是他俩结婚了，曹教官没有复员回农村，而是转业到了石嘴山武装部。 训练科目很多，室内室外的都有。记忆最深的是有天组织夜间实弹射击。靶场选在一座废弃的砖窑前，靶子上方连接着手电筒灯泡，闪着微弱的光。射击武器是半自动步枪。射击距离大概百十米吧。每人子弹三发，五人一组进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打过枪，可也奇怪了，呯呯呯三枪，我竟然打了三个九环，是当天最好的成绩。 几年后我在保卫科工作时，也参加了一次实弹射击，打的是54式手枪，也是每人三发子弹。射击结果是我只有一枪中靶。 （待续）

（十五） 时间到了80年冬天，几月忘了，师傅和我又分开了。不过这次分开不同于二队的时候，那是暂别，而这次却是永远。师傅去了那个世界，我还在人间。 那天上的夜班，我带着几个工人先于大班到工作面，打眼、放炮，做准备工作。师傅带的大班。 我们放完炮后，工作面一切正常，我们在上溜子头的老空处休息，等候大班到来。不长时间，师傅从下顺槽上来了。我俩相互交流了有关情况，我即离开老空准备升井，此时别的工人已离开老空。 我转身走了几步，也就刚进入回风巷，只听得身后咔嚓嚓嚓声响，我立时意识到，冒顶了！我紧窜了几步，老空已垮塌到我身后。待定下神来回头一看，师傅已脸朝下被塌垮的顶板压在上溜子头上。看不见师傅脸的全部，安全帽歪着。我到跟前把师傅嘴边的煤扒拉开，心想让他先能够呼吸。然后又叫人过来，打了两棵戗柱，目的是控制冒顶区域扩大。 再细看冒顶的情况，师傅整个身子被压在溜槽边框上，一动也不能动，也没有任何声响。我知道我已无力把他弄出来了，情况很严重，凶多吉少。我给调度室打了电话，汇报了情况，然后就是等救护人员到来。 时间不长，副矿长赵永昌带着局救护队的到了现场。经过一番紧张施救，师傅被拖了出来，但已经是没气了。我看他的裤裆处，粪便都挤了出来。 升井后，我跟着救护车到了大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死亡后，师傅的尸体被安放到太平间。回到市里，我又陪同保卫科的人到他家，对屋内财产进行了大致清点。 待我回到家中，天还黑着，也忘了几点了，只记得我脱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一片恍惚。当时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的合影照，一时间竟认不出是谁了。 （待续）

（十六） 师傅去世不久，我也离开了采煤六队。但这次离开和当初离开采煤二队不同，不是个人主动的，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机缘。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由于井下运输系统的原因，导致我们不能正常生产，干着急没有办法，只能白耗时间等着。时间默默的逝去，已经超过下班时间约四个小时，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的消息。我向值班的队长杨勉祥汇报请示，要求下班升井。可他无论我怎么说都不答应，而工人则个个怨气冲天。在此情况下，我自做主张决定下班升井。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杨队长大为生气，说我不听命令，眼皮都不夹他一下云云，决定让我停职检查。我自认为自己没错，没有做什么检查，直接到医院开了病假条休息。 事情僵持了几天，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下台，却意外接到有关方面通知，让我到局团委去报到听命。结果是局团委指派我到自治区团委，参予由煤炭厅、区团委两家组成的“双上纲要"竞赛领导小组的工作。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当时，全国煤炭系统采掘失衡，掘进跟不上采煤，影响正常生产。为扭转这个被动局面，煤炭部和团中央决定，在全国煤矿掘进系统开展一场“双上纲要”劳动竞赛。时间一个月。 自治区相应成立了竞赛领导小组，组长是煤炭厅副厅长孙殿华，副组长是区团委副书记贺国定。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区团委青工部部长乔毅志，另外由石炭井矿务局出一名技术干部，石嘴山矿务局出一名团干部，做竞赛办公室成员。 石炭井矿务局派出的是卫东矿生产科的一名工程师，他叫李有春，北京矿院毕业。石嘴山矿务局派出的就是我了。 （待续）

（十七） 在区团委工作的这段时间不长，但却是我漫漫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这时起，我的视野，我的思维不再限于小小的一矿，如同那井底之蛙跃出了井台，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双上纲要”竞赛是全国性的，宁夏的两个矿务局有好几个掘进队参赛。因此，在指导了解各参赛队情况的过程中，两个局的多数矿我都走到了，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款待，在听取汇报的时候，我的身份也是上级领导，应该说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在卫东矿，我看到这里的工人骑不成自行车，因为路的坡度太大了，如果是上行，自行车根本就骑不动。这里的交通也闭塞，每天只有两个班次通往银川的长途公交，工人们要想出山很不方便。更为新奇的是，这个矿还有女人下井，虽然不在生产一线。在宁夏的其他矿我再没见过。 那时的岩巷掘进有项施工工艺叫“光爆锚喷”，就是不用支架支护，直接在岩面上打入钢制锚杆，然后高压喷注水泥浆粘附。在我走过的矿中，石炭井三矿的一个队干的最好，岩面喷的极为光滑，就如人工抹出来的一样，不象有的矿，岩面喷的坑坑洼洼。当时在我心里，就认定他们应该得优胜了，最后的竞赛结果不出所料。 领导平时是不到矿上的，正副组长只是在竞赛开始的动员会上讲了话。日常工作是乔毅志负责，李有春负责技术指导，我则负责资料整理，文字宣传等工作。说来也怪，按说那时我只是个采煤工人，从没搞过文字，居然出马就胜任了工作。在煤炭部、团中央下发的第一期竞赛简报中，六条内容就用了宁夏的三条。这宁夏的上报材料就是我写的。竞赛结束后，煤炭厅和区团委联合召开表彰会，副厅长孙殿华的总结报告也是我写的，报告洋洋洒洒，总有万八千字吧。 我前后在区团委待了有三四个月，总体来讲，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乔部长专们问了我的有关情况，透露说如果我是党员，是干部，可以考虑把我留下，可我那时什么也不是。待到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已经是八年以后了。这时，什么菜都凉了，什么戏都没了。 从区团委回来后，我就留在了矿保卫科，从此再没下过井。虽说日后东游西荡，干过好多部门，但一直都在干部岗位上，直至退休。 （全文完）

          题外话 《矿井深处》是我《朝花夕拾》系列回忆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追忆了当年的井下工作条件，工人待遇，以及我和师傅的生离死别等，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矿工生活，自以为是有一定资料价值的。 通过我的描述，同龄人，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从事过煤矿工作的人，会产生共鸣，往事在眼前显现，唏嘘、嗟叹，五味俱陈。年轻人也会通过我的文章，大致了解父辈所走过的路，当然他们不会身同感受，只是旁观一下而已。 退休了，人老了，写写回忆录，似乎也是件高雅的事。回头审视一下走过的路，看看一辈子都干了点啥，有什么得，有什么失，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似乎也挺有意思。虽说是事过境迁，说什么都已是于事无补，但活到最后，做个明白人还是好的。 写回忆录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洞察一下自己的“命”。不是说人各有命吗，可自己是个什么命，年轻时是不知道的。现在好了，该发生的发生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没发生的，得不到的，也基本上是铁板钉钉，就这样了。孔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我都六十多了，更该知了。回首往事，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是这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