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的绑架

军方的绑架

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的区别，是关于发起者的争论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发起者是日本军方，不存在谁是发起者的争论问题。七七事变是至今无人能解开的悬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谁是真正的发起者（冷枪是谁放的，东北亚的各方都存在嫌疑），甚至根本不存在独立承担责任的发起者。

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的相同之处，是日方国内的知情程度。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擅自所为，各方对此基本持相同定论，不存在异议。七七事变是悬案，冲突发生地的军人面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请示日本国内。事件的变化，以“通州事件”为分水岭。“通州事件”前，日本国内对冲突军人，要求“以不扩大事态为方针”,“通州事件”之后，日本国内对北平驻屯军，毫无悬念的要求“实施增兵计划”。

“通州事件”只是导火索，通州的大屠杀也不是什么关键事件，更非战争爆发的起点，更非原因。即使没有通州事件，七七事变的悬疑冲突，也足以使原本就准备好的“庐山讲话”提前开讲。

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是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思维，逼迫内外各方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七七事变的北平驻屯军，不得不请示国内的背后，真实的想法，是希望重演当年的九一八事变，获得当年对关东军的善后处理结果，“军方的绑架”，至少战争的一方已完全成立。

日本的政体，在明治维新之前，是“强藩挟持天皇”的体制。东亚大陆长期笼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之下，认为并污蔑日本实行这种远古时代的“周天子式封建制”，是日本落后的表现，因而乐此不疲的将类似日本多次派“遣唐使”这种事情，作为美好记忆与炫耀留存。

纵览古今中外，资本主义往往优先选择与封建制对接，而非大一统集权制。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而大清的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根本不就不是“日本是伊藤博文主持，而大清的李鸿章受到满清当权派的倾轧”诸如此类的原因，而在于日本的封建，是文明的甲胄，而东亚的大一统，是抵制文明的甲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体制是：“政府与军人不存在隶属关系，政府交给选民，军人交给天皇。”在实际运作中，日本这种体制是：“选民的情绪（也就是人民的意志）被政府控制，天皇的情绪（也就是天皇的意志）被军人控制”。文官政府虽然有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定权力，但是没有发动对外战争的能力。军人虽然有发动对外战争的能力，但是没有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定权力。

近现代国家的政府运作规律是，政府的轮替必然往往出现相反政策的推行，因此也必然引起主战政府与主和政府的轮替。军人如果执意要对外发动战争，唯一的办法必能是通过绑架政府，实现对政府的控制。正是在这种格局下，1937年前的日本，一步步陷入战争泥潭。

军人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政客可能放弃使用军事手段；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军人可能放弃使用政治手段。

日本军人与日本政客同样存在这种区别，而这种区别也正是日本军人走上绑架日本政客之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的权益，被日本视为“帝国的生命线”，军人与政客对此并无异议，异议只在于维护“帝国的生命线”的办法。由于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建立近现代政府，政府的轮替，必然引起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

因此，日本军人要实现“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放弃政治手段”的目标，就必须控制摇摆不定甚至倾向主和的日本政客。
近现代满蒙的历史，其实非常有利于军人对政客进行绑架，日本军人只需要不断的提醒舆论与民众：一方面满蒙的权益受具合法性的成文国际条约保护，另一方面满蒙的权益是明治时代十万子弟兵的生命换来的。舆论与民众的怒火很快被点燃，而政客往往找不到辩驳的理由与借口。

政客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如果南京方面做出比如：撤换白痴般的张学良、取缔类似“一二九”学运式的反日行动、逐步解决满蒙悬案等举动。政客完全可以对军人说：“军方计划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已经用政治手段解决了。”

历史的路径没有如果，摇摆不定的政客，意味着和平的机会稍纵即逝，犬养毅式的政客，最终敌不过石原莞尔式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