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

说明：这是一位战友的家史，我用第一人称执笔。

父亲走了，我坐在香烟袅袅的灵堂，望着眼前供在祭桌上父亲的遗像，心里尽是一幕幕不堪回首的镜头。

今天，我不但要祭奠辛勤劳作一辈子的父亲，也要祭奠为我离家去兵团哭瞎眼睛的母亲。

一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为了生存，父亲无奈地抛下妻子儿女，背井离乡，到上海通过姑父介绍工作。

本来在舟山，祖辈一代勤劳操作，开着一家“旺顺记糕饼店”，外加爷爷又经营着船用渔行的生意。爷爷为人诚实厚道，买卖公平，乐于助人，在当地颇有好评，杭嘉湖一带和本地的客商都在我家进货。爷爷带领着家人辛勤操劳，一家人衣食无忧。

时代更迭，一九五二年，实行公私合营，店铺被公有，只安排有制作糕饼技术的伯父一人上班，还要交纳多年的经营税。

顷刻间爷爷、父亲和伯仲叔季全部被失业，家道败落，难以为生。当时的父亲看到门口的修鞋摊，只好也学着去制鞋修鞋，那微薄的收入，结果还是难以养活一大家人。

那年我才一岁，上有哥哥和姐姐。

二年后，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父亲无奈，只身到上海，求姑父帮忙介绍去某工厂工作。父亲年轻气盛、勤恳好学，不久被提拔为包装车间的主任。来年，母亲带着我们迁居上海。

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几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人人自危的环境，要想歼害一个人非常容易，只要打上革命的旗号，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

那时上海这家工厂还是公私合营的性质，私方的一个代表叫肖卓然。当时有一批化工产品有争议，父亲身为包装车间的主任，挺身而出，与肖卓然据理力争，结果得罪了肖卓然。后这批化工产品经过多次检验均为合格，厂里就把肖卓然开除出厂，肖就更加迁怒于我父亲，怀恨在心。

恰巧厂里在前，有一批发出去的货物被退回，理由是里面有一瓶化工产品包装的旧报纸（包装的旧报纸均来自废品收购站）上有一幅毛主席像，而毛主席像的后背画着一只乌龟。这下翻了天，诬蔑领袖，这是要杀头的罪名，一时惊动了上海公安，反复侦查、、、、、、均无线索，成了悬案，暂时搁浅。

肖卓然被工厂开除后，想起此事，竟然禅精竭虑地跑到闸北公安局诬告，说报纸上的乌龟是他上班时亲眼在屋外，隔着玻璃窗看见我父亲用毛笔所画，（后证实是钢笔所画）。

那时的公检法草菅人命、抓右派已经眼红，恨不得反革命越多越好。就这样父亲有口难辩，立即被逮捕关押，三天三夜轮番逼供，受尽摧残。

父亲开始坚决不承认，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为了活命，父亲屈打成招，只好承认乌龟是他所画，违心画押签字，被定为反革命罪，发配到青海大通县劳改，有期徒刑五年。 那年我六岁，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还抱在怀中。

刹那间天塌地陷，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失去了顶梁柱的父亲，一家人怎么活下去？

二

母亲在娘家人称二小姐，是外公的掌上明珠。母亲聪慧又漂亮，外公外婆喜爱有加，还送她上学识字。十八岁那年，按照当地的风俗，母亲凤冠霞帔，吹吹打打，被八人大轿抬到我家，和父亲拜堂成婚。

婚后，父母相敬如宾，前后有了四个儿女，勤勤俭俭，小日子尚且过得去。

突然间，父亲被锒铛入狱。押去青海的前一天，母亲抱着小妹去与父亲告别。数月不见，父亲形影消瘦、面色苍白、目光无神、头发也剃光了，英气全无。

母亲突然间看见，几个月没见面的父亲恍如换了一个人，木呆憔悴，苍老萎靡……她望着似乎陌生的父亲顿时肝肠寸断、心在滴血、眼泪像短线的珍珠、止不住地滴落。

父亲愧疚地看着恸哭的母亲，心痛地说：“是我害了你，你以后改嫁吧、、、、、、”

母亲听毕，更加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不！我会等你的！我讨饭也要把四个孩子养大！”

从此，母亲就是反革命家属了。那时，反革命是世界上最丑恶，最下贱，被人们最仇恨的人类。

昔日关系还不错的邻居，突然间就没了好脸色，看见母亲走过来就翻白眼，砰一声把门关上，摔得山响。

没多久，母亲还没从悲哀中苏醒过来，又被逼着搬家，单位的住房要收回，说什么反革命家属不能住在这里，必须搬走。

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上天无门，入地无路，百般无奈之下，只有返回原籍舟山。可是家里没有男人，又是隔海过洋，家里只有弱女小儿，搬家谈何容易。

父亲的工资早已被停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母亲一边收拾家具一边流不尽的眼泪。

讨来三轮车装好家具行李、锅碗瓢盆，哥哥怕三轮车把行李拉走丢失，就紧紧地追着三轮车跑，拼命地追，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几乎瘫倒在地，直到卸下行李，那年他才十三岁。

三

回到岱山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三岁的哥哥辍学去人家船上当小伙计，给船工们烧饭打杂，起五更，睡半夜，寒冬腊月，一双手泡在水里冻得红肿皲裂。还无法回家，长年累月地飘在海上。

还是孩子的哥哥想家，瘦弱的身体也实在干不动了，又上岸到处打工。扛毛竹、劈竹蔑、挖泥修坝。在一起干活的人也欺负哥哥这个”反革命”的儿子，凡是累的脏的活，都叫哥哥干，还有话说：“反革命儿子不干，叫谁干？”

甚至还要遭受无故的殴打，一次只因几句言语不和，就被人操起竹篾抽打。那竹篾有韧性，抽打在背上腿上，疼痛难忍，跌倒在地。大家看着”反革命”被打，竟然没一个人阻拦。才十四岁的哥哥，还没成年就要受尽人间的不平，无处求告，不得不咽下这非人的心酸。

姐姐也是一样，在学校受尽欺凌，无辜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也都成了反革命，哭都没处哭、、、、、、后来姐姐干脆不去学校，早早辍了学。

母亲为了养儿育女，只好卖掉家里的老家具，又卖首饰，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卖光。又去街道的麻纺厂摇纺麻线，来养家糊口。还要靠外公的帮衬，一家人才能勉强活下去。

那时，全国一样，反革命家属到那里都是臭狗屎，可以任人刁难践踏，无法反抗。

母亲明明按点走进工厂，并急着喊报到，人家偏偏给你记迟到。母亲无法分辨，只有低头使劲干活，把麻线纺织得又快又结实。一个小家碧玉出身的弱女子，在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的重压下，所有的苦难只能含着泪水咽下去。

直到一九六二年，父亲已经服刑四年。上海那个借用政治害人的肖卓然，病入膏肓，弥留之际，良心不安，嘱咐他女婿去闸北公安分局说明情况，是他为了报复诬告，要求撤销对父亲的错误判决，父亲才被提前一年释放。

可是，父亲出狱后，去原单位要求复职，没人理睬你。你在人家眼里，已经不是一个好人，只是一个被释放的劳改犯，父亲依旧抬不起头。

当时的公检法就是这样，可以随便抓人，也可以随便放人，至于后续的平反、安排、以及当事人的名誉、如何再回到社会活下去？是没有人替你考虑的。

经过这场以莫须有罪名的强制劳改，父亲再也不敢气盛，只好忍声吞气地回到舟山，戴着劳改犯释放的帽子，忍辱负重地去打零工，后来又拾起修鞋担子给人修鞋，起早贪黑地干活，来养活一家人。

直到一九八四年，距父亲被劳改二十七年后，父亲的大好时光已经滴漏无遗，再也无法挽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耽误了父亲的一辈子，压制了一家人。上海单位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给父亲平反，按退休待遇，每月才有了那几年微薄的退休工资。

可是，这份微薄的退休工资能补回父亲心灵的伤害吗？

能挽回哥哥和姐姐失学的青春吗？

能弥补使母亲一夜之间沦为反革命家属的痛苦吗？

四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一直受着政治阴影影响的我，一个十八岁、正是求知阶段的少年，在街道居委会一再所谓的“动员”下，要去内蒙兵团了。

已近五十岁受尽磨难的母亲，为了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儿子，又是她最心爱的小儿子，要离开家乡，去那遥远又不知所以的内蒙，再也撑不住了。

我走后，母亲整日心神不宁、以泪洗面，每到吃饭，望着我常坐的位子就喃喃自语：“我儿在内蒙不知吃的啥？他吃的饱吗？”

到冬天，又怕儿子冻着，她又喃喃自语：“我儿不知穿棉袄没？会冻煞吗？”边说边擦眼泪。母亲时时刻刻地惦记着我这个小儿子。

她知道我是被街道居委会“动员”走的，又看着我被居委会敲着锣鼓送走的，就常去居委会问询我在内蒙的情况，当然是得不到回答。

就这样，母亲思念成疾，发烧咳血，眼睛也疼痛难忍，一病不起、、、、、、大病一场后，左眼失明。

后来，我回家探亲，母亲模模糊糊地望着她三年没见面的儿子。摸摸索索地搂着我，不知说什么好。她又摸摸索索地到厨房给我做好吃的，拦都拦不住她。

一九九四年，多病的母亲先父亲走了。母亲离开我已二十四年有余，今夜我格外思念母亲。母亲啊，我多灾多难的母亲，儿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儿子下辈子还要你做我的母亲！

今夜，我为父亲守灵。令人慰藉的是，父亲面对灾难，能够调整心态，乐观人生，晚年身体健康，以享高寿，如今九十八岁的他驾鹤仙驰，我们做小辈的也心安了。

最后，我祝愿，父母在天堂一切安好。

儿谨以此文献给我在天堂里的父母！

愿天下父母均安康长寿!

父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