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运作和社会风气
讲到运作就不能不讲到变化。历史从来都不会按照人的计划而改变，中国历史上的几位政治家，他们不仅提出了完整的方案，还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落实他们的设计，比如王莽、王安石，但是社会集体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美好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相信、不尊重“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的法则。
为什么我们习惯用皇帝来记忆中国历史？为什么喜欢我们用朝代来记录历史？因为这些都是明显的事件，因此最好掌握。可是从“秦王政”到“秦始皇”的那一天，中国就真的完全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的变化一定是慢慢积累的，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还记得五爵制吗？公侯伯子男，这原本是周王朝贵族划分等级的封号，后来，秦国因为扩张的需要，让平民也参与了进来，商鞅变法强调军功。凭借军功，普通百姓可以提升身份，而自身就有爵位的人犯了错误，也可以降爵。这种扩张的爵制，使得秦国走向了一个全民皆兵的状态。
后来，汉承秦制，爵位也被保留了下来，不同的是，爵制在汉朝逐渐蜕变成为了二十等级。在传统的观念上，我们通常会认为，汉朝的二十爵制同秦朝一样，只是一个军功制度，但事实上，各种史料众多片段显示，汉朝的二十等爵制，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惊讶的发现，那么大的一个汉帝国社会正常运作，竟然就是建立在这二十等爵制的基础上的。
二十等爵制将所有人分成了二十个不同的等级，从最低一等到第八等属于平民等级，第九等以上则是官职的等级。在秦朝的制度中，平民的等级基本上都是由军功来决定的，但是汉朝不打仗了，怎么晋爵呢？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朝廷赐爵，朝廷有重大喜事，比如新皇帝继位或者是皇帝改元，班布信息时，通常也会附加让全民进爵的恩赐。这么做实在是太有好处了。
第一，他保证了朝廷的重要消息，有效地传达到了基层组织，因为基层组织想要晋爵，一定会对重大事情保持关注。
第二，有效地保存人们的基本信息资料。这个太重要了，它可是是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因为爵级除了向国家履行义务，还能从国家那里获得权益，所以人们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保存自己的爵籍资料。
第三，由于战争等原因，人们离开了居住地，离开了宗族，而爵制，可以为众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流民重新建立有效运作的集体秩序。比如一群流离失所的人聚在一起，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如果能成为一个集体，抱团取暖，肯定比个人单打独斗要强的多。那么问题来了，谁来领导呢？关系怎么处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既有的爵级进行上下级的安排。只要找到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基层人员，三老，游徼，啬夫这些乡官，就能找到自己的爵级。
所以二十爵级意外地发挥了极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他提升了人们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和需求。
那么二十等爵制是如何运转的呢？先给大家出个数学题，五个人去打猎，猎到了五只鹿，请问该怎么分鹿？别小看这道题啊，这道题可是汉朝著名的数学专著《九章算经》里的真题。以我们现代人的看法，这简直太easy了，当然是每人分一只了。可是大家别忘了，这可是汉朝的算术题。这五个人，分属不同的爵级，而不同爵级的人应该按比例分到不同重量的鹿肉。
刘邦身边曾经有一位重要的谋士，叫陈平，而他在乡里最被重视的本事，就是能够公平的分肉，为什么能够公平的分肉就会获得特别的名声呢？因为肉有不同的部位，有肥的，有瘦的；人也有不同的爵级，有高的，有低的。那么怎样公平的分肉就需要真本事了。显然，陈平对乡里人士个个都熟，且有一个精巧的数学头脑，所以才能够公平的分肉。大家都对分到的肉很满意，自然也就对陈平很服气。
一个人拥有的爵级，不仅被用到分肉上，还涉及到切身的刑法。这个我们在讲李广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人犯了错误，是可以用爵级来抵刑罚的，本来判了死刑，拿爵级去赎，就可以赎为庶人。为了救命，人们要有机会，就会去争取爵级。除此之外，高的爵级还可以减免徭役。
东汉初立，光武帝每征服一个地方，通常立即要做的就是赐爵和复爵。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有效收编流民，让因战乱而流散的人，为了恢复原来的爵级，而主动归入帝国的管理。
长此以往，爵级和军功分离了。人们获得升级的机会主要就是靠朝廷赐爵，于是每一个帝国的子民都盼着每隔几年一次的赐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交不上赋税或付不了徭役或犯了罪，就会将他的爵位退回到原点，再慢慢往上升。而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活的越久，爵级也就越高。于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产生了浓厚的敬老、尊老的风气。有这样的基层社会支撑，使得帝国更加稳定，遇到动乱，也有更强的恢复能力。
爵制为汉帝国的运作做了一个根基，而代田法和牛耕的发明则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我们心中典型的中国田园景象，一定是一头牛、一个犁和一个农人是吧？但其实这样的情景是在汉朝才确立下来的。牛耕发明前，地是人犁的，而不是牛犁的，从单人单犁到双人单犁，再到三人双犁，犁地力量的增加，完全靠的是人力的增加。牛耕普遍后，农人们只需要在后面扶犁，给牛行走的方向掌个舵就行了，这解放了大量的人力，使得人们带着牛，可以耕更多的田了。
那么代田法又是什么呢？还记得我讲过商周的田是耕一休三吗？因为农作物将田地里的营养吸收完了，所以要想获得好的收成，必须要让土地进行充分的休息。代田法就是将田地整成一条一条高低相间且平行的畎（quan）和垄，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农作物种在畎上，当农作物生产需要除草时，不必拔杂草，而是将垄上的部分的土铲下来，覆盖在畎上，这么做不仅省掉了人工除草的功夫，还让农作物的根基变厚，有更好的保温效果，并且还降低了农作物长高后被风吹倒的危险。
反复将垄上的土铲道畎上，垄越来越低，畎相对越来越高。等这个季节生长结束后，重新整地，就将原来的畎整成垄，垄整成畎。这样使用土地，使得土地可以轮番休耕。这种方法是汉武帝时期发明的。代田发的这个“代”字，就是土地轮番使用的意思。
注意，代田法是需要耕牛和铁梨将土地整成规则的畎垄平形状。那么农家是否拥有牛只，关系到他们能否实行代田法。而农家是否拥有足够的土地，也关系到他们能否在土地上动用耕牛进行轮番的工作。换句话说，只有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耕牛的农人，才有可能实现代田法来增加生产。而土地不够多，买不起铁器，养不起耕牛的小农，也就享受不到代田法带来的提升生产效率的好处。
小农小户由于无法提高生产，遇到荒年就只好卖土地以维持生计，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而兼并到一定程度，也就刺激了水利工程的发展。如果是小农小户，连挖个水塘都很费劲儿，更不用说挖水道引水了。于是，土地兼并严重的东汉，在水利工程上获得了空前的优势。因为大地主有能力进行区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地主豪族们到处挖水塘，水涝灾害发生时，他们可以将多余的水倒入水塘，而干旱时，他们又可以从水塘中取水，维系作物的生长。所以，旱涝对大地主影响不大，而小农们就会由于旱涝不得已将田地再卖给大地主。土地兼并似乎势不可挡。
所以说，社会的发展都会连带社会效应。拥有土地的大农方便实施代田法，而耕牛和代田法的发展，又加剧了土地兼并；大地主的出现带来了水利的发展，水利的发展反过来又保证了大地主的农业生产，而无法保证农业生产的小农只能继续出卖土地……，这看似是循环，其实也是发展。由此，汉朝的农村有了和秦很不一样的形态。
汉朝的城市，也有很多特殊的发展。我们原来讲过，西方是先有市后有城，因为要保护商业行为，所以才筑城。而我们则是先有城才有市。城是用来防御的，它是政治性的而非商业化的。但是进入汉朝，商业利益逐渐越来越明显，西汉的长安城有九个市，分别集中在长安城西北的两个大市：西市和东市。由于古代中国对商人和商业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所以市的设置，实际上是集中监督商业行为的一种手段。在市里居住的人，户籍是市籍，也就是说是次等公民。
还记得坐贾行商吗？“贾”是有摊位的，“商”是跑来跑去的，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做生意有个店铺是最好不过的，比风里来雨里去的贩子要强多了，可是汉朝不是这样，因为市籍会带来种种不利，所以大家宁可当行商也不当坐贾。在汉朝，行商格外发达，他们贩卖的主要是有着高额利润的奢侈品，那买家是谁啊？当然是那些大地主了。于是，地主和行商产生了自然的连接，行商将奢侈品卖给新兴的地主，地主消费奢侈品使得这些行商致富，当行商有钱了，他们也去买土地让自己成为地主。
这里就要提到两个词儿，“豪左”和“豪右”。豪左所指的是有钱的大商人，豪右的是有钱的大地主。但因为商人地位低下，有钱后的商人全部都成功转型了，所以在东汉豪左基本上消失了，也就是说，豪左都并入了豪右。
东汉地主的规模远比西汉大，东汉大地主的政治影响力更是远比西汉大。在西汉，土地兼并被视为应该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而在东汉，土地兼并被公认为十分正常的事情。东汉政权是由南阳刘家联合几个大姓家族建立起来的，所以朝廷不可能挑战大性家族根本的利益。别忘了，刘秀本身自己就是个大地主，没有哪个大姓家族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分散开来。
大姓的家族势力越庞大，就越注重宗族关系。可小门小户就没那么在意宗族关系了，因为宗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既然自己家的家族靠不住，那么就去抱大腿吧。
东汉中期，中下层人士逐渐从自己的宗族中游离了出来，在社会上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一般会先好好学习，因为东汉崇尚儒学。当他们觉得自己学有已所成就之后，就会选择依附豪右这类人，这种服务大姓家族的人被称为“客”。“客”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自己脱离宗族，在社会上找生存的方式，孕育了全新的个人主义意识。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人，开始有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种大环境下，佛教开始被普遍接受。因为人们允许个体选择自己的信仰。
在东汉最早出现的“客”的形式是门生和属吏，而门生和属吏加入后，大姓宗族的势力就更大了，加上东汉社会尊老敬老的风气，厚葬的习俗出现了。豪右的生活越豪华，连带着豪右的葬礼也越来越夸张。在葬礼上显示这个家族有多少有知识的门生，成为了一种新的炫耀的方式。
刘宽，东汉宗室名臣，也是汉高祖刘邦的十五世孙。他去世后，他的一块墓碑上竟然列出了三百个门生的名字，其中96个是在职官员。从这我们就能看出来世家的这套人才和社会资源系统，慢慢的凌驾于帝国的体制之上，转而变成了对帝国最大的威胁，甚至左右了帝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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