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2日晚
晚饭后读《五百年来谁著史》，不由自主地在书上胡乱涂鸦。这一年里，认真读过的书空白处都会有类似记录，希望以后再没有机会整理这些鬼东西，那样肯定会很痛苦的。涂鸦是思想的释放和宣泄，毕竟用日记本工整地整理大脑的瞬间定会造成遗漏。
阅读第二节“历史与迷信”很痛苦，针对思想史的论述让我摸不着头脑。即使认真地读，能记下的并在脑袋里面过滤的信息依旧罕见。当到第三节“当中国称霸海洋”时，内容却又轻车熟路，逐渐将自己的想法满满的输入进书中空白处。这种状态不一定是好事，习惯性地进入舒适区，做自己喜欢而且常做的事情，而非解决遇到的问题。钱钟书先生说“否定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我想用在我身上未免显得太没志气。年轻人应该在海洋里遨游，而非在自家泳池里狗刨。舒适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死亡样式，而我还不甘心这么死去。以后我一定会在思想史中找到自己的认知，我就不信这个东西的难度会一直存在。
回到书中，还是回到舒适区，暂且回到临死的状态吧。
作者在书中引用布罗代尔的一段话：“正当欧洲所谓百年战争而出现经济大衰退的时代，如果中国帆船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如果世界的统治权转到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转到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生产最发达的区域，那又会是什么情形？”也许中国作者就是喜欢这样，与韩国“棒子”想尽办法证明历史上的韩国有多么牛叉几乎是同样的心态。假设中国在某年某月做了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却未发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想当年？想当年！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领先地位与今天的崛起联系起来考虑的话，那么中国在19世纪后的100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插曲。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说：“18世纪以后，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面对白种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还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处于鼎盛时期，天下无敌。”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
中国宋以降开始的进步已经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西方国家的望尘莫及不足以形容其先进性，也许近世之中国应该起源于宋。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没有赶上这般列车，我们的中国步入了短暂的死循环。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段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按照我的能力还不能全面的理顺其中的逻辑关系，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谁著史》第122页写到：中国不可能全力面向海洋，因为自秦统一以来，中国致力于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其实是中亚——北方各民族。长期以来将亚洲与欧洲的联系起来的主要通道也是由中国经西亚到达欧洲的陆上道路。这使得中亚、西亚各民族的活动深深嵌入中国的历史之中。从长时间来看，中国历史充满了北方蛮族的侵犯和同化过程，在东亚大陆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融合了几乎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文明，有自己的特点，有外来文明的痕迹，无论什么都可以融入其中，所谓酱缸文化是也。随着对中国史学习的逐渐深入，有很多细节需要重新探讨。比如隋唐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门阀政治制度和中国的“贵族”，宋朝的经济和文化，明朝的制度与典章等等。看懂中国就要感受其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不会太强大，因为民族内核的空前强大造就了中国的这一切。现在的我还处于初学阶段，有记忆信息的能力，但没有想象力，无法完成历史分析和信息整理。但是写下这些文字只是表明在大脑里至少还有疑问存在。
书中讲郑和下西洋。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会错过这次伟大航行，原因是有很多种说法，我想去寻找长生不老药更让我信服，因为中国当时的状态就是如此吧。皇权思想，皇帝即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今年在去张掖的火车上面读《穆斯林的葬礼》时，才知道郑和原来是个穆斯林太监。他的身份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世界贸易及其人员和物资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穆斯林在俗语中就是回回的意思，主要分布地区应该在中国的西部，而从中国福建地区下西洋航海好像与她们回回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我第一次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感觉非常惊讶，我本以为郑和是一个伟大的将军，统领中国水师到处打仗，而实际上并不如此。
郑和的舰队来源于一种制度，源自于唐朝在广州设立的市舶司一职，专管对外贸易。后来脱离地方管辖，直属中央，这是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税收重要来源的标志。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贸易体系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广州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开放的港口承载了巨量的历史故事，现在依旧扮演融合型城市的角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的人群聚集在这座城市，容得下所有的大杂烩，是不是会有古长安城的感觉呢？
但是后来郑和船队并没有像布罗代尔假设的那样绕过好望角来到新大陆，而是戛然而止，似乎我们伟大的中央王朝不再需要这个耗费巨大的舰队继续下去，应该有几个原因，其一是货币流失，第二是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问题，当时尚未找到替代木材建设合格的船只的能力，即使有比较先进的金属冶炼能力，但这个能力没有转化成工业实力，相反几乎仅仅是为了铸造钱币而消耗了大量的金属材料。在扬州建造如此巨型战舰，主要是应用大量的木材，当运河两岸的木材被砍伐殆尽的时候，再向远处进发的可能性比较小，成本过大。造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停滞，但是我想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在皇帝大臣心目中，当我们完成了向世界炫耀武力之后是否有必要再无限制的超越自己呢？得到满足之后的收敛而不是继续扩张构成了今天的中国的内敛中庸的文化，或者是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而停止了恣意妄想的可能，比如又可能是派人去大海深处寻找一种图腾，一个未成存在过的人物或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兽，再或者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总归，郑和停下了他的脚步，后来的人也停下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相较于八十年后的欧洲人探寻海洋深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那个时候处于艰难困苦之中，有战争，更有债务，逼着自己朝向未知的领域进发。当时欧洲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信用体系，从伊斯兰文明中学来了“金融衍生品”的倒卖。同时原本相对流畅的东西方之间的交流通道被伊斯兰文明所掐断，欧洲人不得不面对未知的海洋索取。就这样，他们开始踏上了一条探险的不归路。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土壤，我们有高利贷，我们有大量的地主在压迫着百姓的生活，仅仅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生巨大的忍耐力而造就了安于现状的态度？我想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视土地为最高追求，东亚小农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稳固政权的一剂良药。农民轻易的不会离开世代生存的土地而跑向海洋，当然有一部分可以实行但成不了大的气候。费正清指出，在斯密那个年代，欧洲农奴的生活状态肯定比中国的小农要差得多，于是与中国比起来，欧洲社会内涵着更为迫切的革命需要，正是由于丧失了农业革命或“勤劳革命”的历史机遇，所以才迫使英国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更加辩证的解释为，英国恰恰是由于其农业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长期农业“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额“落后”。
欧洲探索世界的脚步从未停歇，而中国却躺在祖宗的坟墓前睡大觉。这样的差距能小吗？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肯定，那就是弗兰克写所著《白银资本》里面所描绘的真正的世界贸易体系，欧洲-印度-东南亚-中国-美洲-非洲-欧洲。这是一个商品流动的方向图，也是白银流动图。当欧洲人发现非洲和美洲之后，将非洲的奴隶贩运致美洲开矿，各种矿藏需要黑奴进行采挖，然后将贵金属运至中国或者周边国家，换取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然后再转运致欧洲换取利润。这几种商品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成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非洲的奴隶，没有这个劳动力商品化的产生，就没有后来的贸易体系，这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初期的掠夺才成就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的单向流动必然造成某些国家的不平衡，然后不断的寻找平衡，量变产生质变，在战争爆发前有很多再平衡的方法，战争是最后选项。
书中不断地叙述寻找平衡点的办法和过程，然后再给出中国应该牛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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