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不像家具电器，修一修就能完好如初。如果是亲情，一时僵了，冷却几天，自然恢复。父子之间，母女之间，这种情感是斩不断隔不开的，根本无须修复。爱情则不同，非常精致敏感，出现了裂痕后，再好的材料，再精的技巧，也无法修补得完全毫无痕迹，那个破裂之处始终是个脆弱的地方，下次再受力，极易从此玉碎瓦解。所以爱情破裂后，大多是分手了事，变为路人，虽然伤痛，但从此不再相见，倒也一了百了了。
最为复杂的是友情，如果交恶而不再交集倒也罢了，反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此一拍两散，天各一方，互不相妨。就怕交恶之后，还得常常见面，甚至相伴终生。这于双方都极为痛苦，甚至是大不幸了。宋朝时的苏轼与章惇便是这么一对相虐相杀的朋友。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中后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两人都才华横溢，见识卓绝，潇洒出尘。两人同榜高中进士，名动京师，深得当时主考官文坛泰斗欧阳修的激赏。章惇其时有个惊人之举，因一向被他瞧不上眼的族侄竟中状元，章惇深以为耻，毅然辞去功名。再考，又轻而易举地考中甲科第五。进士功名在他看来，犹如探囊取物。由此可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后来他与苏轼同在陕西为官，互相探访游历，诗书唱和，来往密切，彼此都甚为赞赏钦佩。相较而言，苏轼更有文学艺术才华，章惇则更有政治胆略魄力。苏轼曾高度赞许章惇：“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意思是说，章惇高绝世人，出将入相，不过人生应有之义。当时负责陕西路的府帅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而“二人相得欢甚”。
王安石启动变法以后，朝廷就分为两派，新党和旧党，变法者以王安石为首，守旧者以司马光为首。章惇和苏轼分属两个阵营。首先倒霉的是苏轼，因为讽刺变法被时为宰相的王珪等人整得锒铛入狱，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很多元老要臣都对苏轼展开了营救，特别是苏轼的朋友章惇更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得罪王珪及一并新党同道，为苏轼仗义执言，勇敢辩护。苏轼的开释，章惇功不可没。苏轼自己也曾说过：“子厚救解之力为多”。而且苏轼贬谪黄州后，章惇还第一时间去书表示慰问关切，作为朋友，章惇算是仁至义尽了。对章惇在信中“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苏轼为之感叹不已。也就在这时，两人的友谊达到了巅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旧党重新执掌权柄时，司马光等旧党对于新党立即实行了严酷的打击报复，苏轼苏辙兄弟被重新启用，以前得势的章惇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令人遗憾的是，苏辙居然上书弹劾章惇，这显然经过苏轼的默许。对于这个有大恩于己的人，苏轼不仅没有像当年章惇那样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而是跟着其他旧党一起指责章惇的不是。也许当时是迫于旧党的压力，但就事论事，苏轼做得确实有些不够地道，至少，他没有章惇那种敢于坚持己见的胆略和魄力。苏轼兄弟的指责弹劾，让章惇伤心至极也愤怒至极，估计在贬谪的途中，他不知发了多少毒誓，要让苏轼兄弟死无葬身之地。至此，两个至交好友彻底决裂。而这种挚友变成死敌，友情已不再只是裂缝，而是鸿沟了，举天下之土石，恐怕也无法修补了。
世道轮回，旧党把持了几年朝政，又轮到了新党得势。太皇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开始全面恢复他老爹宋神宗颁行的新法，同时启用新党一系。章惇回到了中枢，这次他对他的老朋友苏轼毫不留情，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打击，让苏轼直接贬谪到岭南蛮荒之地，听到他居然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觉得他活得还很惬意，大为光火，进一步加大了整治力度，对他一贬再贬，惠州，英州，儋州，一直到天涯海角。此后，苏轼的命运就完全被掌控在章惇之手。章惇吩咐苏轼所居州郡官员不得对其有任何关照，而且不断派出苏轼的政敌对他所在地区监督巡视，加以刁难报复，甚至让出使官员逼他自裁，可谓恶毒之极。得罪了章惇这个狠人，苏轼的余生只能在恐惧担忧，落魄迁徙中度过，能够捡回一条命北归江南已经很是幸运了。幸亏他的才华获得了大家的共同认可，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和疏救，加上宋朝有不杀名士的祖训，由此才幸免于难。
苏轼和章惇，两个交织了大半生的老朋友，从早期的密友到后期的死敌，恩怨纠缠，难解难分。苏轼或有和解之意，章惇却无原宥之心，一个有文化人的柔弱，一个有政治家的决绝，注定不可能调和，只能交给时间去化解。他们的友情，不要说修理公司没有修补的妙手，就是当时的天子也没有融合的办法，只有老天爷通过岁月之手，在两人的头上洒满霜雪，在两人的心里布满苍凉，回忆往日时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两人是否都会迎风释然，心意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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