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财政供养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多。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间，已达1万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注意上面的数字统计的还主要是官员。传统社会，官吏（僚属）是分途的。官干官的行政那一套，大量的基础行政工作是由僚属完成的（最有名的是绍兴师爷）。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吃财政供养的行政管理人员要多的多。
吴思根据《虞谐志》计算，明代后期，常熟县的吏员超编二三十倍，一个县吏员合计为5900人。
清代也是这样，比如清代河南山东总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现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超编十倍。
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当中提到，学者、循吏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也就是说，实际人数竟然是规定编制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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