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爷爷的养子，是在七、八岁时随了姐姐在街上要饭，被当时做生意的爷爷看到。当时瘦得皮包骨头，又矮又小的父亲，使爷爷动了恻隐之心，便把他收养了下来。爷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为在外跑生意，倒是颇有家资。所以把他带回家后，供他读过两年私塾。但后来由于时局不稳、战乱不断，爷爷无法再跑生意，回家后心情郁闷，继而又吸上了鸦片，很快地就把家产全败光了！
父亲身体孱弱，不大适宜做重体力活。队里开了豆腐店后，就被安排到豆腐店里干活：半夜起来磨豆子、包豆腐干；早晨出售、管理进出帐目……豆腐店里还有一位专门负责制作豆腐的师傅，那是一位曾经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又入了党的退伍军人，他们俩年龄相当，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所以两人合作得很好，几年下来，豆腐店开得红红火火，父亲的帐目清清爽爽。为队里增加了不少收入。那时，我们队里的工分值最高，别的队一个工分只值几毛钱，我们队能值一块钱，这当然有豆腐店的功劳，所以，他们俩也深得社员们的信任！
那一年，公社来了工作组，一位尖嘴猴腮的姓洪的家伙，拖儿带小被分住在我们邻队的一座房子里，他很快和我们的队长交上了朋友，三天两头的往我们队里跑，每次姓洪的来了，队长就在自家热情款待，好酒好菜摆满一桌子，豆制品是少不了的，那时的豆制品可算是好菜了，平常百姓家，可是要等到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客人，或是农忙时节才会买两块老豆腐、买几块豆腐干和着辣椒炒炒；要不就买两块水豆腐放点葱花烧个汤，平时是很少买的！
自从这家伙来了后，豆腐店就变成队长家开的一样，每次都要来豆腐店取这取那，从不付钱，有时还要向父亲支取现金去买烟买酒买肉……父亲不敢不答应，只能一笔一笔记下帐来……那年年底结算，居然捅开了一个三百多元的大窟窿！这个窟 窿该谁来填？队里报销吗？说不过去呀！队长来付？怎么可能！于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便成了“嫌疑犯”！
父亲一生做人清清白白，母亲也是情愿对家人苟刻，也不愿占外人、占集体的便宜。记得那时家里给哥哥订了一份豆浆，钱是一月一付，每天早晨一茶缸，和别的订户一样多。每次都是我去取，我把一个月的日子用粉笔写在家里的板壁上，取一次，用粉笔勾掉一个日子，到最后那个日子，母亲就会把下个月的钱交给我带去，从不拖延一天，家里每次去买豆腐豆腐干，也都是我的差事，母亲不会少给一分钱，更不会赊账！
村里人也都相信我父亲的清白，暗暗地为我父亲和他的同事叫屈！可是，队里的当家人是队长，那是一个凶神、一个霸主，谁也不敢惹，现在又加上一个上面来的主，更是敢怒不敢言了！
父亲和他的同事，不仅成了“贪污犯”，他们还得各自为一百七十多元的债务买单，一百七十多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该是一笔怎样的巨款？！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炸得父亲和他的同事，双双一病不起，躺倒在床！从此愁云惨雾笼罩了两个家庭！
以后的日子里，队长的家，就成了他们私设的公堂一一
只要他俩的病稍有起色，便被传唤到队长家，便由队长和姓洪的任审讯官，逼迫他俩承认是他们合伙私吞了这笔钱！
父亲的同事因为曾是军人，又是党员，他们不敢对他过分威逼，可父亲是平头百姓，他们便肆无忌惮，虽不敢用刑，有时却甚至强行让父亲下跪……可虽然如此，父亲依然拒绝承认，不愿让这盆脏水，弄脏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受着病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的父亲和他的同事，终于在大半年后的那个初冬，相继含冤离开了人世 ，走时都不足五十周岁！
我的堂叔堂伯们愤怒了！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本家有近二十户，他们找到队长，一致要求队长负责我父亲的丧葬费，否则，就叫我哥背上父亲的遗体，我们本家全体出动把我父亲护送到姓洪的家里去！
队长这才慌了手脚，只得答应了全部要求。
第二年春天，哥哥路过姓洪的家里的菜地，见他家的一大片菜地郁郁葱葱，长满各色菜蔬。那本是我们队里的地，队长自作主张把它送给了姓洪的。哥哥一怒之下，抡起锄头，把那片蔬菜铲了个净光！队长和姓洪的闻讯赶来问责，被全体社员团团围住，大家七嘴八舌的扬言：那块地是我们队里的，你有什么权力去种菜？以后你种一次，我们就铲一次，不准你再踏进半步，我们队不欢迎你、不需要你，你给我们滚得远远的去……
从那以后，姓洪的果真带着全家滚到别的村去了，再没来过我们队。我们的队长也蔫了，再也威风不起来！一年之后，队里分田到组，父亲的冤屈才得到了彻底的昭雪！
但愿父亲地下有知，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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