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娃
寒门子弟多善良。这与他们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从小生活艰难，对于给过帮助的人心存感恩，所以踏入社会后总能心存善良，厚待他人。
那个年代，对于教育，无论社会百姓，还是业内人士，常把“严师出高徒”作为评教、从教指导方针。这句话确实没大毛病，但是对于“严师”中“严”字的理解却出奇地偏颇，以至于多数人眼中的“严”就是对学生随意“打骂”和“体罚”。现在的教师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可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打骂”和“体罚”学生，我是即张不开嘴，又下不了手。可能也不完全是“善良”的原因，因为按照我的情感标准，学生们犯下的最大“错”，做出的最大“恶”，也没有达到让我张嘴骂、伸手打的程度。
这种从不打骂、体罚学生的教师在当时算是“另类”。
“另类”不一定是坏的，但一定是不受群体喜欢的。比如，上世纪有段时间，人家都积极地参与打砸抢，而你躲得远远的，你就是“另类”，轻则大家远离你、讨厌你，重则直接给你扣上一顶让你背负终身的大帽子。
我当然是赞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不过我不认为非要打骂、体罚才算是严格要求。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有我自己对好教师的价值标准，两条：一是学生喜欢这个学科，而且成绩高高的；二是学生喜欢教师，而且折服于其人格魅力。然而现实中领导在评价教师工作的事情总是掺杂一些其他因素，以至于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领导“定义”为：学教得不错，就是对学生不太严格。
如果说“不打不骂就是对学生要求不严”的话，那么领导给我的这个“定义”还是准确的。我被动接受。
后来，在我工作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1998年冬天的一个周六，我终于对学生“出手”了，让我一举甩掉了背负了十几年“对学生要求不严”的帽子。事情不妨简单回忆一下--
那是一个将要大休的周末（学生一般每月回家一次），当时每次回家学校都要向学生收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而每次都有因交不起钱的贫困家庭学生因此辍学，所以在向学生布置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也很郁闷、难受。那天，我刚把要收取的费用公布出来，坐在座位上的一名男生，姜某刚，就在下面小声咕哝：“钱！钱！天天收钱！”
我正是因为收钱的事弄得心情很糟糕，而他似是怪罪于我，让我一时“悲愤交集”，走下讲台，把他从座位上一把抓起，挥手就是一个拳头。
顿时，教室一片寂静。我俩也同时愣住了。我在想，我这是怎的了？他在想，老师这是怎的了？同学在想，他俩今天是怎的了？
信不信由你，这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它让我信心大增，勇气大增！事后，我就像“中了举”的范进，碰到领导就喊“我打学生了”，碰到同事也说“我打学生了”，意思是告诉大家以后不要再说我对学生要求不严了。那来自内心、压抑好久的自豪感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
当然，这件事也有一点小小遗憾。多年后，那届学生来看我，其中就有被我打过的姜同学。面对他，我有点惭愧，有点尴尬，但是他好像一点也不记得，不知是为了给我面子还是真的忘了。但愿他真的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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