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小学
丁建设
故乡的记忆，莫过于村里的小学校。那里不仅有我童年的过往，有我青春的梦想，更有我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
寻觅乡愁之——故乡的小学
变幻的铃声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还在庄上，只有一个班级，十几个小孩。教室是以前地主家的老房子，砌墙的石块被石匠们用錾子修理得方方正正，巧夺天工。而教室里的书桌全是六十公分宽，两米长的青石板。校铃不是用绳子拉的铃铛，而是手拿一根道钉敲打的——一段钢轨上的夹板钢，用一根铁丝从一端锣丝孔里穿进去，吊在教室的门头槛上。我和同学们每天就是听着这种原始味十足的铃声上下课的。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有幸搬到了大队新建的小学上课，这时我才知道原先在庄上上的只是“伸腿班”，这里才是校本部。可能是学生少老师也少的原因，二年级和五年级要在一口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老师给五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就在座位上预习功课、做作业。当时间用到一半时，老师再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五年级的学生开始写作业。真叫张驰有度，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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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小学建在几个村庄的中心位置，紧靠着津浦铁路和206国道，是一所民办公助的普通小学。比庄上的“伸腿班”大多了，用的都是学生们自带的课桌凳，树上挂的不再是道钉敲打的钢轨铃，而是一根白绳系着的手拉铃铛，铃声清脆悠扬，非常地高大尚。我开始每天听着美妙地“铛铛——铛铛”的铃声上课，听着“铛——铛——铛”的铃声下课，每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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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孔子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民间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由此可见老师对于学生成长的作用和在学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就遇到了几位让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马玉竞校长，宿城人，印象中他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好老师，又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好校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校的风气很正，师生关系融洽，教书与育人得以高度融合，总能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校正着孩子们人生的坐标和方向。班主任张树端老师，家住谭庄孜，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待人接物都与普通的农民无异。就是这位“农民”老师的循循善诱，帮我打牢了语文课的基础。那时的劳动和自习课比较多，每到这些课的时候，张老师就带领我们读长篇小说《闪闪的红星》、《高玉宝》、《青春之歌》等等，顺便也讲一些中外作家的故事，偶尔也会不无自豪地说：“咱七里大队的沙庄孜就出了个青年作家，他叫沙丙德，他的短篇小说集《彩色的田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张老师不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及早埋下了阶级的种子，更撒下了文学的种子。还有一位名叫江海的“编外”老师，他是夹沟高中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因为学校紧缺人手，便把这位高中应届毕业的“小老师”请到了学校，临时代课。江海老师当时十七八岁，血气方刚。虽然皮肤黝黑，但十分地精明能干，一到学校就显露出不凡的才华。那时我们还只是小学三年级，但江老师说，英语的学习应从小学抓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将来要解放全人类，不会英语哪行！于是他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小学英语课本，在全公社的小学中率先开起了英语课，可惜的是江老师不久便应征入伍，后来成了军官，我们的英语课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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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成了你
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命中注定，从小崇拜老师，向往着有朝一日手执教鞭的我，多年后真的成了一名乡村教师，而且就在我的母校。一进校门，师生们笑脸相迎，虽然时过多年，物是人非，但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这时的学校已是茅草屋变成了大瓦房，手拉校铃也变成了电铃，一切都如鸟枪换炮一样新鲜。校长童德龙，五柳人，其爱人刘老师，也在七里小学任教，一家人住在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小学校里，靠着校园里的亩把薄地补贴着家用。若不是那条忠于职守的大黄狗和那把单管猎枪的陪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到退休的！三尺讲台，其实是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但老师们除了童校长夫妇和一个接班顶替的公立教师之外全是民师。我上班第一年的月工资就是十四块五，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地球上最神圣的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每天都在鞭策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激情燃烧，永不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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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校长更加注重言传身教，以德服人。他有一套理发工具，全家老小连他自己的头发长了都是自己动手。为了节省学校的开支，他出门办事从来不坐车，哪怕为学校添置东西他也是骑着自行车进城。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学校修房子需要购买苇子、红砖等建筑材料，都是我们几个年轻教师用平板车跑到符离，一车一车地拉回来，中午吃饭时最多每人喝一瓶啤酒，结账时还要把退酒瓶的钱算上，怪不得都说馊先生寡大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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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因为孩子而充满阳光和朝气，我一直十分地留恋那段美好的时光。因为工作的需要，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我热爱的教学岗位，结束了我挚爱着的教师生涯，但哪怕到了天涯海角，故乡的那个小学都是我今生无法割舍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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