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被誉为春秋第一霸主，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天下闻名。然而，就在周襄王元年（前651年）葵丘之会进行过程中，周王室太宰孔碰到了想去参加会盟的晋献公，便主动劝阻他不要去参会了：“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听了这番话，晋献公马上就折返，回到了晋国。
八年后，齐桓公薨逝，齐国陷入五子争立的局面之中，长达三十四年。从此，齐国霸业再也未能恢复，直到春秋结束。
为什么春秋第一个霸主之国，在齐桓公去世后，霸业就迅速衰落了？
直接原因，正如太宰孔在碰到晋献公时所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
齐桓公好大喜功，在他执政的四十三年时间里，平均每两三年就要发起一场对外争霸战争。甚至在他薨逝之年，齐国还讨伐了英氏国，足见他征伐之频繁！齐桓公“与力而不务德”的称霸模式，不但大量消耗了国力，还为齐国在东周结下了诸多仇怨。因此，齐桓公一死，东周诸侯就纷纷背叛了齐国。而在经历了齐桓公在世时的大量消耗后，齐国国力又不允许齐人再发起齐桓公时期同等规模的对外争霸战争，这就使得齐国霸业迅速衰微，失去了霸主之位。
然而，这只是齐国霸业衰微的直接原因。
齐桓公
即便齐桓公的好大喜功过度消耗了国力，在四五代人的努力经营后，也应该恢复过来了。到齐顷公、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四位国君之时，每任国君都试图挑战晋国霸业，但除齐景公趁乱挑落了晋国霸主之位外，却没有一位国君能恢复齐国霸业——这还能怪齐桓公的好大喜功吗？
因此，齐国霸业的衰微，必然还有其它原因。
英国管理学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曾经提出一个成功的悖谬：使你达到现有位置的东西，不会使你永远保持在现有位置。
齐国霸业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
齐桓公回国之后，在执政之初遭受了数次打击后，迅速清醒过来，重用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管仲改革，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三国五鄙”，士、农、工、商四类人分类聚居；2）建立起“乡选”、“官选”、“君选”的人才选拔机制；3）改革田制，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全新土地管理模式；4）建立“官山海”制度：国家垄断经营盐、铜等等人们日常生活必须的各类山海资源；5）“轻过而移诸甲兵”等等其它一些隐形增强本国军力的政策。
这些改革举措中：士、农、工、商分类聚居，增强了各大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减少了齐国社会管理成本以及各行业的教育、培养成本；“三选”制度，建立起齐国士人出仕的制度化跑道，让士人们都看到了自己未来仕途的上升空间；改革田制，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大大夯实了齐国经济基础；“官山海”制度，使齐国经济实力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增强，为齐桓公的频繁征伐提供了强大后盾；“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就是现代社会中司法“保释金”的变种，让齐国军队装备得以充足。
管仲
正是因为有了管仲的诸多改革，让齐国迅速崛起、鹤立鸡群，助力齐桓公实现了他的称霸梦想。
然而，管仲改革虽然让齐国实力迅速增强，但长期实施之下，弊端也开始显现。
士、农、工、商四类人分类聚居，使士人之子恒为士人、农民之子恒为农民、工匠之子恒为工匠、商人之子恒为商人，短期内是节省了社会管理成本，但长期来看却是阻止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了齐国阶层固化现象。齐国阶层长期固化的结果，就是到了管仲临死之前，齐国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他。从各个版本管仲遗言故事中可知，当时齐桓公所能想到的管仲接班人，还都是他刚继位时的几位老臣：鲍叔牙、隰朋、宾胥无、宁戚等人。这充分证明，齐桓公执政四十多年后，齐国政坛始终缺乏新鲜血液来进行补充。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齐国社会阶层的长期固化，使齐国人才成长环境逐步恶化，新鲜血液也就更难脱颖而出了。
其次，国有垄断经营民众日常生活的必用品，依靠垄断经营来获得垄断利润，确实是一条快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途径。但以齐桓公生平频繁的对外争霸战争分析，战争消耗极为巨大。因此，依靠“官山海”制度来掠夺底层民众的财富，必然极大地增加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周襄王八年（前644年）12月，齐桓公组织诸侯为鄫国筑城，结果有人半夜在山上喊了一声“齐国有内乱”，就吓得齐桓公解散诸侯迅速回国——可见，当时齐国国内政局已极为不稳定，正处于一种极限状态。如果不是齐桓公在次年薨逝，也许齐国真会因为他的好大喜功而爆发一场大规模内乱了！
所以，正是因为管仲改革的种种弊端，使齐国走向了长期没落。齐国国力衰落后，当然齐桓公一薨逝霸业也就迅速走向了衰退；甚至直到春秋晚期时，都无法重新夺回霸主之位了。
任何改革举措都有利有弊，不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其弊端显现时，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及时纠正，那么弊端效应日积月累，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衰退。这正如查尔斯・汉迪所说：使你达到现有位置的东西，不会使你永远保持在现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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